【内容提要】从秦汉到隋唐，中国的发达程度上亦未尝稍逊。汉唐又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争夺亚洲霸权，当汉唐盛时，她们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地位不容置疑，隋唐两朝先后倾国力东征高丽，即缘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既重夷夏之防，又有以德怀远的传统，而夷夏之别又“重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注：《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第172页；同书《子路》：“近者悦，远者来。”第139页。杨伯峻《论语译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夷夏之别重文化而不重种族，陈寅恪先生有精辟论述，请参拙撰《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当汉唐全盛之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吸引力：在民族政策上和亲与征战并重，悦近而来远，故汉臣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5](p.3801)“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天下平均，合为一家”之言，[6](p.3206)唐帝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语；[7](p.6247)在国际交流上则因充满自信而视野广博、胸襟开阔，既大胆开放、积极输出，又勇于引进、广泛吸纳，中外的使节，商队，复有传法的僧侣，更仆往来于海陆交通线上，络绎不绝。汉武帝时丝织品及铜镜、玉器等手工业品的西输，西域乐舞以及苜蓿、葡萄、乌孙天马、大宛汗血马等动植物的东传，以及唐代国际化程度之高，因各种目的来唐并长期居住的异族异国人数量之多，均为众所周知的史实。
    第三，汉唐的典章制度沿革、国势盛衰替变及其原因，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汉唐的政治制度，随着两朝历史的发展，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有不少相似的变化。
    汉代的三公制，因武帝时建立中朝，削弱相权，至东汉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8](p.1657)三公制破坏。唐初的三省制，军国大事由三省长官合议于政事堂，其后尚书省长官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才是真宰相。至玄宗时将政事堂改名中书门下，他官加同平章事之衔参政，三省长官渐次被排除于宰相之列，三省制名存实亡。
    又如兵制，西汉推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包括戍守宫城的南军，均征自郡国定期番替的卫士。武帝为加强中央军力，创建八校尉，为中央常备军，士兵多来自招募，其后募兵制逐渐发展，至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七月，“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8](p.99)被认为标志着汉代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唐前期行府兵制，府兵征自民间，分番宿卫京师，防守镇戍，或奉命出征，发生战争时往往征发兵士征行或远镇，称为兵募。府兵和兵募的集兵方式都属于征兵制。及至玄宗时开始招募南衙宿卫及长征健儿，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招募兵防健儿，募兵制遂最终取代了征兵制。[9](pp.405-428)
    汉唐鼎盛时大规模的开边拓疆，或以重兵屯边保卫国土，都必须维持一支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而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境线，则在战略上必须要求屯集重兵于要害之地，建立防守反击均机动有力的边防体系，这就决定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高额的统治成本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文景以来的公私积蓄用光、“府库并尽”、“县官大空”，“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以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5](pp.1136-1162)“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5](p.2197)当此之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于是“兴利之臣自此而始”。汉武帝不惜打破商人不得任官的旧规，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主持财政事务，[5](pp.1157-1164)通过他们相继采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统一铸币，以及重征商贾财产税（告缗）等重大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玄宗时代集兵方式上的变征为募，边境节镇系统的形成，导致“边缘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10](p.1373)“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11](p.110)“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11](p.3780)当时玄宗“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苦于“国用不足”，于是有宇文融等“揣摩上旨”，“欲竭人（民）财乘主之欲，殚天下之力以供国”，[12](p.3907)于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10](p.1342)《旧唐书》卷105字文融、韦坚诸人列传，就是这批“聚敛之臣”的合传。本于《礼记·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传统，唐人柳芳、李德裕各撰有《食货论》一篇，[12](pp.3907-3908)对桑弘羊、宇文融辈大加讥刺。
    唐代开边拓疆及在要害缘边之地设立军事重镇，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内轻外重，节帅最高地方长官化，“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10](p.1328)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形成藩镇割据局面，所谓“边兵弱则夷狄为患，畿兵弱则边兵为患，推唐弊源，只缘开边太广，……（安）禄山反以边兵制变，则吐蕃、回纥乘间而人”。[1](p.1172)此弊不独唐代，汉代亦然。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郡县两级，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郡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汉武帝时又在郡之上设立了一级监察区——州，长官为州刺史，直接对中央负责，带有钦差性质，事权仅限于监察，监察的事项也有具体规定，所谓六条问事，且无固定治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州刺史对地方权力的浸夺以至凌驾，至迟在东汉后期，州已由中央派出之监察机构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刺史（或称州牧）则成为最高一级地方长官，东汉末年割据一方者大都起自州刺史。推翻唐朝的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以及五代十国其他开国君主，大抵起于节度使。
    汉唐各立国数百年，同样经过了多次重大变乱的考验，汉有武帝末年各种矛盾激化的危机，以及王莽之变、绿林赤眉起事，唐有武周之变，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与之相应则有所谓昭宣中兴、光武中兴，中宗反正、宪宗中兴，统一帝国才得以继续延存下来。

　　二、汉唐历史的差异性和连续性

    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总论”中指出：“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本文上节所论汉唐历史发展的相似性，主要是就西汉与唐前期相比较而言，唯比较汉唐衰亡的相似性时，才涉及到后汉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