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三教并进，《二程遗书》卷18称“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抑扬之间，实批评唐“三纲不正”，“有夷狄之风”。
    汉唐均为东亚强国，或曰世界帝国，但在民族融合和国际化程度上，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汉代“夷狄之入居中国者鲜”，胡人大臣唯以金日磾一族最为知名，而日磾受武帝遗诏辅昭帝时，却以自己是“外国人”怯于应命。[5](p.2932,p.2962)隋唐承十六国民族大融合之后，如前所述，其皇室即有一半胡族血统，作为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亦多胡人之后。又隋唐门阀有“代北虏姓”一系。《新唐书》卷110为《诸夷蕃将传》，载唐代著名蕃将20余人，另外立传或附于他传的蕃将亦达数十人之众。
    汉代西域终被凿空，但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仍以政治目的优先，交流主要限于物质层面，班固《两都赋》“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云云，[8](p.1370)旨在讥讽西汉不无狭隘，只有东汉才是王者无外的理想王国。实际上较之唐朝，两汉都相形见绌。关于唐朝长安的国际化，前人论述亦详（注：代表性论著请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唐作为一个外国人向往并云集聚居的世界帝国，不仅在于她的开放性，更在于她所具有的文明的优越性，这才是魅力所在：物质生活条件的丰饶，制度文化的先进，思想与宗教哲理的深邃与新颖，艺术的创造性，以及潮流、时尚的领先性（包括时装和发型的前卫），另外还有外国人在唐生活的自由、发展及其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汉朝无法比拟的。
    汉唐都是经济发展、繁荣富庶的统一王朝。我们注意到汉唐盛时虽然都是帑藏丰实，但充斥汉武太仓的是“陈陈相因”的粟，玄宗开元时的公私仓廪却是“稻米流脂粟流白”，汉唐首都的粮食供应都要依赖漕运，但汉代主要仰赖关东即黄河中下游，唐代特别是中后期主要仰赖东南八道即长江中下游，表明汉唐财政所凭借的经济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重心的移动。这就“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故而隋唐的繁荣和强盛程度远迈两汉（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
    汉唐社会经济及其运行亦存在重大差异。汉唐时作为国家赋役基本对象的在籍小农数量都有逃籍的趋向，在汉表现为大量的流民，在唐表现为浮逃客户的增多，但小农脱籍后的去向、身份及生存环境，汉唐国家的相应对策及结果，却颇异其趣。这些问题，古史分期大讨论时为焦点所聚，故略而不论。又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唐不如汉，其发展的过程亦有差异，汉代商品货币经济最盛的时期当其治世和盛世，唐代却是进入中叶乱世以后（注：对此秦晖先生已有出色分析。参见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汉唐历史的差异性，有时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连续性。如汉唐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后汉时已有长足进展，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由于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和六朝立国，进展更为显著，逮至安史之乱爆发，北方人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推动南方经济突飞猛进，加之黄河流域迭遭战祸，此时的长江流域几乎独力担当了李唐王朝的财赋供应。长江流域在建都北方的统一王朝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次，因而给人的感觉不免突然。实际上南北经济地位在汉唐的彼升此降，或者说汉唐间经济重心的南移，乃是南方经济由汉到唐长期的连续的渐进的结果。又如汉唐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占据优越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经历了形成、发展及衰亡的全过程，与之相应，是选举制度由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而科举制的演变过程。若以汉代的地方大姓与唐代的门阀士族相比，以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相比，二者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实际上二者间又是一个连续的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注：请参考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三、汉唐异同与朝代循环

    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更迭、治乱往复、分合循环，从孟子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到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已成为一种历史常识。《史记·高祖本纪》末关于“（夏殷周）三王之道（忠、敬、文）若循环，周而复始”的论述，以及在古代文献中常被论及的“五德”、“三统”诸说，表明历史循环现象早已引起古代史学家的注意，并力图作出理论说明。近代中外学者对此问题亦有关注，且常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长期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杨联昇先生曾谈到，西方学者论中国史，常用“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一词，他们认为中国以往缺少进步、进化观念，常有今不如古之说，于是就助长了朝代循环的观念。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所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4章列有“王朝的循环”一节，探讨了中国人的朝代循环观念的表现及意义，认为这种观念“也存在某些积极的因素”。田昌五新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存在三次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复性”，因而“这三次大循环运动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注：杨联昇《国史诸朝兴覆刍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载《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近人探讨中国古代治乱循环的重要论著中，较早的有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第11章“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初版1949年）。晚近出版的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则是以控制论、系统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来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及周期性、稳定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第41页，110-126页，333-339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曾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7](p.8)这里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比如要研究水的性质，由于自然状态下几乎不存在一滴“纯净”的水，故须通过提纯获得水的纯粹形态，并须有最少受干扰的特定实验环境，其实验过程及结果须经得起重复。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能提纯，已逝的历史又不可能重复，更不存在保证历史过程“以纯粹形态进行”、研究“不受干扰”并且皆可重复的实验环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作为一种周期性的重复现象，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并借助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等思维利器，是有可能从中揭示、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的。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体制，从建立、稳固到衰落，中经六朝动荡分裂，最后重归一统，形成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循环。本文就汉唐两朝异同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汉唐相似性的考察，进一步确认了“朝代循环”现象的客观存在。汉唐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在不少方面透露出秦汉隋唐间乃至整个帝制时代历史演进的特点及规律。上文谈到汉唐之前的秦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