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显然与吕先生的立论不合。然则上文所论若非全无根据，吕先生所谓“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可能进一步加强了本文上节的论点。
    吕先生所论有如下理据。其一是就民族关系而言：“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居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其二是就政权分合而言：“（后）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其三是就思想文化而言，文长不俱引，大意为：汉世儒法二家无论前期相争（指《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主井田、御史大夫主均输管榷），抑或新莽时相合（指王田而兼行五均六管），均以治国安民为明确目标。至魏晋以后，佛道两家不思改造社会，唯务抑压本性以消极顺世，极而至于出世、弃世。作为这种思潮的反动，有唐之辟佛论和宋代攘斥佛道之理学兴，而理学以强抑人欲使合于古代伦纪，适与抑压本性以消极顺世之佛道同。
    吕先生学尚通博，治史主进化史观，同时深受唯物史观影响。就上引“总论”所述，吕先生以西周东周之际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界，前此为封建社会，后此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东周以降，政治上“统一之业”与经济上“资本之昌骈进”，而因我国疆域辽阔，上述进程难免出现曲折，社会出现剧烈动荡。于是因地方社会势力乘机纷然并起而有“州郡藩镇之祸”，此即吕先生所论后汉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相似点之二；复因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乘机内侵而有北族入主中原之变，此即吕先生所论相似点之一。就社会固有组织之存在抑破亡而言，东周为一大界，而就当时“仁人志士”因应此变所提出的对策及效果而言，“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前此以社会可控制并积极改造社会，后此以社会无可控制而消极顺世乃至弃世，此即吕先生所论相似点之三。[13]（前言pp.1-10，总论pp.1-5)
    吕先生所论汉唐之异同，其结论可以商榷，但其长时段、广视野的方法却颇富启示性。我们在上节论汉唐之相似性，特别注意到汉唐所承之秦隋的相似性，而吕先生所论隋唐五代与西汉的差异性，则将视野上溯至隋以前的东汉魏晋南北朝。
    如果说汉朝是将春秋战国及秦王朝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及民族诸要素熔冶为一的统一王朝，是那个时代显现的各种矛盾和趋向演变发展的最终结果，那么，唐朝则是杂糅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代所产生的各种要素、矛盾及趋向的统一王朝。吕先生所论隋唐和前此的后汉魏晋南北朝之相似，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正是揭示了隋唐对前此时代诸因素的继承和综合。上文中所论汉唐相似性，若从它们都对前一时代（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综合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一样，汉与唐也不可能相同。实际上汉唐的差异性较之其相似性，应该更容易得到理解。
    吕先生谓西汉与唐“了无似处”，是从民族关系立论：“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近代史家对国史进行分期，往往对民族问题特加措意。上世纪初，傅斯年谓“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因此不可“强合汉唐”为一。[14](pp.193-201)上世纪三十年代，雷海宗以淝水之战（383年）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大周为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大周为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注意到秦汉和隋唐之间经济文化中心的转变。长江流域由第一大周的附属地位，珠江流域六朝时才加入中国文化圈，到后一大周两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成为重要的区域。[15](pp.172-188)
    如所周知，日本的京都历史学派和东京历史研究会派在中国古史分期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论争的焦点可以说就是如何看待汉唐的异同。东京派将秦汉至隋唐均视为古代（相当于奴隶社会），汉唐并无本质差异，京都派则以汉代为古代，六朝隋唐为中世，汉与唐是时代性质迥异的统一帝国。京都派的开创者内藤湖南本于文化史观，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分别将汉归于中国文化形成及自内向外扩展和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上古和第一过渡期，将唐归于中国文化因外部种族觉醒而自外向内反馈的中世。[16](pp.11-12)不难看出，内藤氏根据文化史观对汉唐性质的把握，与上述吕氏、傅氏及雷氏根据民族关系对汉唐性质的把握，固不尽相同，却有密切的关联。
    汉唐的异同问题，对于我国史学界古史分期诸说中的魏晋封建论，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魏晋隋唐已进入封建社会，诸说并无不同，但魏晋封建论认为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则须首先回答汉代是何种性质的社会，所以魏晋封建论者或者其反对者，都要对汉代社会性质问题作出表态。几乎所有的魏晋封建论者，都是或者说都只能是汉代奴隶社会论者，其代表性学者何兹全先生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将春秋战国秦汉认定为古代（奴隶）社会。唐长孺先生亦主魏晋封建说，晚年所撰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开首有长篇绪论，副标题即为“汉代社会结构”，以论证“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是奴隶生产制最盛的时代”，是一种“亚洲型的奴隶社会”。
    汉唐时代性质乃至社会各方面的差异，是魏晋封建论和六朝隋唐中世说（京都派）的题中应有之义，此派必然要强调汉魏之际的变化和六朝隋唐间的联系（注：持魏晋封建说的美学史家李泽厚，就将两汉“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经学，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文的自觉”及充满生气的“盛唐之音”对比而论，见李氏《美的历程》第85-14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版。持六朝隋唐中世说的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汉代末年开始的时代以其某些表象与我们欧洲的中世纪颇为相似，它从一开始起就以国家的衰落、城市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解体为特征，……汉代和东晋南北朝时代之间的断裂也是很显著的，那末中国的中世纪却相反一直持续到隋和唐的‘贵族帝国’”。见谢氏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第143-1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周、战国乃至秦汉封建说虽然更强调汉唐间的联系性，但也绝不否认汉唐间社会诸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这在二战以后国际学界质疑欧洲中心论和亚洲停滞论的风潮下，尤其如此。
    从汉兴至唐亡，其间1100余年，无论如何，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不容置疑。即使在汉唐历史进程的相似性背后，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限于篇幅，下面略举其中彰明较著者数端，以概其余。
    汉唐均为大一统帝国，但开国君臣出身不同，西汉起于草莽，所谓“布衣将相之局”，东汉来自诸生，所谓“功臣多向儒”。唐代统治集团则以主要来源于北朝胡族或胡化汉族的关陇集团为核心（同时兼容江南、关东士人），其血液习尚胡汉糅杂，制度渊源多元，文化上更是兼收并蓄，广采博取。
    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虽汉唐皆然，但唐代儒学注疏，其中《周易》、《尚书》、《春秋》等经典，均采用玄学化的南方经注，墨守汉儒传统的北方经注“皆置不取”，[9](pp.459-462)更重要的是唐代儒、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