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①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
一、毛泽东孜孜不倦地阅读史书，伴随着他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读史与思考的良好习惯。“《隋唐》、《三国》、《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历史小说，培养起他最早的史学兴趣，对他“影响很大”③。读中学、师范时，他就读过《左传》、《史记》等许多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④他也学习西方的历史，“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⑤，对世界著名人物如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也很熟悉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列强环列，蚕食鲸吞，亡国灭种，危在旦夕。他是怀着炽烈的爱国救亡思想与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态走向社会的，因此对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推崇备至。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继则为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所吸引；1915年以后，毛泽东又受《新青年》的影响，热烈支持并参加新文化运动，这就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与行动基础。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于1918年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工作，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9年他第二次上北京，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著作，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⑦。自此以后，他更自觉地“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几乎无所不读。在井冈山时期，环境险恶，他仍如饥似渴地找书读；长征到陕北以后，他千方百计托人搜购历史书籍⑧；新中国建立，他日理万机，更挤时间发奋读书，先后通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还浏览了各朝纪事本末⑨。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中国，使他成为把历史科学作为理论武器的杰出的革命家。
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启发群众，有文可查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一百余人，因此他的讲话妙趣横生，百听不厌。他列举史实，总是那么得体，适合听者的接受水平，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对一般人作宣传如此，对高级干部也常以史喻今，使人深受教益。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需各级干部提高领导水平以应付时艰，毛泽东不是泛泛说理，而给一些负责人念了成都武侯祠内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剑川白族人赵藩。上联讲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悦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用“审势”来说明孔明治蜀的指导思想，称赞他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执政者从中吸取教益。毛泽东古为今用启示干部，起了很好作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短短的一副历史对联，抵得上长长的一篇演说。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先人的征战经验，丰富军事指挥艺术。对历史上许多有名战例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蜀吴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⑩，都了如指掌。他熟谙战国孙子、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11)等著名人物的高超谋略，结合实践运用自如。毛泽东远远高出他们之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成了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的军事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中国史学的薰陶，就不会有能对20世纪的中国举足轻重的毛泽东。正如在30年代已对毛泽东有所研究的斯诺说的：毛泽东对革命“绝对的自信”，“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据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那种镇静和自信”，并认为毛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13)。
毛泽东爱读史书，成了他工作的必需，但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不能自拔的人。他生长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肩负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处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心，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去了解中国国情，如他所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与前天”(14)，而去研究历史，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是显著的特点。特定的条件虽然使他未能写出专门的历史巨著，而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毛泽东著作从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巨著，关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纪录。毛泽东因其饱学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只有掌握这些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历史科学上的成就与局限，及其对现实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以前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时，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也说：“横着去看人类，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动”(16)，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他无论在了解国际、选择革命道路与制定斗争策略上，都得力于史学研究之功。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7)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