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吸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中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46)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47)，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8)他同情农民造反，很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49)，还常以宋朝农民起义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上山打游击是“逼上梁山”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面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50)。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显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1)毛泽东把这个真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2)。他还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3)，“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54)。正如马克思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55)。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的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56)。旧式农民战争受流寇主义、小生产的散漫性与平均主义的影响，往往不能成功，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57)，即使胜利，也无非是改朝换代，翻不了封建皇朝的天，覆不了小农经济的地，皇帝换姓，农民仍在十八层地狱，在封建统治下苟延残喘。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有根据这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现代革命者的血的经验的结晶，又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惨痛教训的升华。
五、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确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8)。他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如从孔子编纂《春秋》算起，也已有2500年之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有人出，他们曾有过闪光的思想与丰硕的成果。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主体人民群众反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被污蔑为“贼、匪、寇、盗”而无一个好人。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59)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