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高度集权的统一王朝形成并得以巩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成就了“万里长城”的工程。秦汉长城的修建，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军事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从生态史的角度考察秦汉长城的规划、施工，以及秦汉长城的作用，也会获得有价值的发现。

长城：生态区的分界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经济区的划分，曾经指出“碣石、龙门”一线是标定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以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其实，秦汉时期“龙门、碣石”一线与长城线在相当长的区段相互重合。事实上，也可以说，秦汉长城是划分当时农耕区和畜牧区的界线。
　　确如有的学者所说，“农区和牧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其界线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多次变动。”对于划分农区和牧区分界的指标，意见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主张“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线为界”，又有幅度为降水量400毫米保证率20-50％的地区作为过渡带。有的学者提出，在有的地区农牧气候分界值应以年降水量450±30毫米作为主要指标。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不同地区应当以春季≥8级大风日数为主导指标，年湿润度0.3为辅助指标；或以农业气候积温1500℃为主导指标，一月平均气温-30℃为辅助指标。有的学者则以年湿润度0.6线及日平均气温≥0℃的积温3000℃等值线作为划分界线。[1]尽管指标有所不同，但是所划定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当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农区和牧区分界进行考察时，或许以年降水量为主要指标较为可行。
　　王毓瑚先生曾经指出，战国至于西汉时期，“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2]这样的分析，是符合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的。
　　对于长城以外地区的生态形势，《汉书·地理志下》关于河西地区的如下文字可以看作具有典型性的描述：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艸宜畜牧，故涼州之畜为天下饶。

显然，这一地区对于畜牧业的发展，有相对适宜的生态条件。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塞外“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匈奴等游牧族，即基本经营单一的畜牧业，“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騨騱。”
　　汉代西北边地因特殊的植被条件，或称“流沙”[3]，或称“沙漠”[4]，或称“沙幕”[5]，或称“积沙之地”[6]。《盐铁论·轻重》说：“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汉书·匈奴传下》也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汉书·霍去病传》写道，汉军与匈奴作战，曾经遇到“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的情形。当地局部地方的沙尘暴显然频繁发生。敦煌汉简于是可以看到“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2253）的简文。《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记述蔡文姬故事，引录其诗，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句。传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中“烟尘蔽野”以及“疾风千里兮扬尘沙”，“风浩浩兮暗塞昏营”等辞句，也形象地记述了当地的自然景观。
　　由于气温分布特征和热量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塞外生态条件也不适宜发展农耕。这些地区冬季在蒙古高压控制下，寒潮侵袭频繁猛烈，每遇强大寒潮袭击时，出现的低温和极端低温常常达到内地农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河西汉简资料中多有可以直接体现这一情形的例证。如居延汉简所谓“盛寒不和”（494.4B），所谓“苦候望春”（45.6B），所谓“始春未和”（435.4），所谓“始春不节”（E.P.T43:56），所谓“方春时气不调”（E.P.T50:50）等，以及敦煌汉简所谓“春时风气不和”（779），所谓“方春不和时”（1448），所谓“莫乐于温莫悲于寒”（1409A）等简文，大多作为民间书信用语，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当地的气候条件的感受。
　　近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收获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

（1）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警折死                Ⅱ0215④：71
（2）县泉地埶多风塗立干操毋□其湿也                  Ⅱ0211②：26
（3）敦煌酒泉地埶寒不雨蚤杀民田                      Ⅱ0215③：46

简文的释读，应当作：（1）二月中，送使者黄君，遇逢大风，马惊折死；（2）悬泉地势多风，塗立干燥，毋□其湿也；（3）敦煌、酒泉，地势寒不雨，早杀民田。[7]也都反映了当地气候条件的恶劣。
　　秦汉长城的规划和修筑，是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的。人们甚至在长城局部区段的走向上也可以发现有关例证。比如，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秦昭襄王所筑长城时曾经注意到，“最能显示当时实际从事施工的劳动人民的才智的，莫过于现在固原和环县间的一段。这条长城由岷县始筑，迤逦趋向东北，但在过了固原之后，却斜向东南，绕了一个很不小的弯子。为什么如此？现在这个弯子以北的自然条件就足以作为说明。前数年我到这里考察时，这里正是一片盐碱地带，深沟浅壑往往尽呈白色，水草也相当缺乏。这当然不是近年才有的情形。长城到此绕个弯子，就可把不利的自然条件留给攻城的对手。”[8]
　　所谓“不利的自然条件”，推想当时规划者和施工者的心理，首先是“不利”于发展农耕的“自然条件”。
　　当然，我们说长城可以看作畜牧区和农耕区的分界线，只是基本形势大略如此。
　　我们看到，实际上西汉时期北边长城防线，其西段已超越现今年降水量400毫米线及通常所划定东部季风区域与西北干旱区域之区界250至720公里。[9]这一情形，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与现今有所不同，较今温暖湿润的因素有关。[10]
　　长城以外的匈奴活动区域，其实也有经营谷物种植的历史记录。例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又如《汉书·匈奴传上》也写道：“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颜师古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长城以北其实并非绝对的纯牧业区。
　　长城以内当然也有集中发展畜牧经济的适宜的条件。汉王朝策划所谓“马邑之谋”时，匈奴入塞，“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11]，或谓“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12]，即说明塞内也有广袤的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地区。《汉书·叙传》说，秦末以来，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当孝惠、高后时，已财雄边。”颜师古注：“楼烦，雁门之县。”典型的例证又有汉景帝时匈奴入上郡取苑马事。[13]据《汉书·地理志下》，当时长城以内的军马基地，有北地郡灵州的河奇苑、号非苑，归德的堵苑、白马苑，郁郅的天封苑，西河郡鸿门的天封苑等。又辽东郡“襄平，有牧师官”。[14]
　　不过，长城以内临边居民的经营内容，往往是农耕和畜牧并重的，如《后汉书·马援传》所说，“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

长城营造对于区域生态的影响

　　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建造史上的重要时期。
　　秦长城虽然利用了战国长城的基础，但是许多地段已经再向外拓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当时那里还是多半未经开发的荒芜之地”。长城的修建，对于“开发边区，发展农牧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15]
　　班彪曾经沿长城而行，作《北征赋》，其中写道：“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彊秦乎筑怨。”张衡《东京赋》以所谓“人力殚”记述秦始皇征用民力过度，薛综注：“天下之力，尽于长城……。”[16]也指出长城工程曾经迫使众多役人远至塞上艰苦劳作。伴随长城工程，又往往有大批移民北上实边。秦始皇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关记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益发谪徙边。……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贾谊《过秦论》于是写道：“（秦王）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西汉仍多次组织移民充实北边。汉文帝曾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徒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募民徒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前 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元狩五年（前 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7]此后，又不断向河西等地移民。《汉书·地理志下》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内地移民基于本身的生产生活行为惯性，很自然地将中原传统的农耕经营方式带到了长城沿线，从而可能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态条件。虽然畜牧易以致富[18]，政府也有对于畜牧业发展给予指导、保护和资金帮助的政策[19]，但是畜牧业经营除投入成本昂贵外，又难以在当年见效。于是长城移民的选择，可能仍然以农耕为重。
　　而执政者的长城规划，其实也是考虑到在长城地区发展农耕业的。正如前引王毓瑚先生所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田比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曾经说到当时“募民徒边”，在所谓“胡貉之地，积阴之处”建设农耕生产基地的措施：

　　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推广源生于中原地区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文化，看来确实成为北边移民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内地农民来到长城沿线，“作有所用”，“种树畜长”，于是改变了当地所谓“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情形，打破了“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传统经济形式。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特殊的生态条件下形成了新的经济生活的秩序。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价常贱”，原有生态条件受到影响，是必然的。
　　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牛耕图等文物资料[20]，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由上述资料，可知当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部件均已具备。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了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21]，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2]

以水利灌溉为条件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率六十万人戍田之”。[23]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测所，内中多积有粪肥[24]，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25]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于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26]。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代田仓”[27]，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反映庄园经济的壁画如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果林图、畜牧图、网渔图、谷仓图、酿造图等，也体现出当地农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28]。
　　除了来自内地的移民之外，戍守长城的军人往往也同时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是《盐铁论·和亲》所谓“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
　　秦汉时代在北边长城地区的大规模屯垦，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
　　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北边长城地区原本草木茂盛，禽兽繁衍，匈奴以此为主要生存基地，看作“园囿”一般。秦汉经营北边，动员军屯与民屯，移民规模有时一次就数以十万计，一时“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起初当地水土保持条件远较现今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观，因而司马迁曾经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述，新垦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然而过度的开发，可以导致原有生态条件的破坏，如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出现的汉代垦区后来衰落乃至废弃后，“逐渐沙化，而且愈往后风沙危害愈严重。”东汉初年，北边屯垦形势曾有反复，但是不久又出现城郭丘墟大多废毁的情形。有的学者经过对朔方郡垦区遗址的实地考察后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绝大部分地区都已为流动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盖。”个别地方，“沙山之高竟达50米左右。”[29]
　　史念海先生曾经分析说，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二十多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时的县址，有一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七处已经接近沙漠。“应当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积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是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风防沙的森林被破坏，沙漠于是可以因风扩展而外，草原也有减低风蚀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30]
　　有的学者认为，过度的开垦，甚至也可以导致自然灾害的逐渐增加。“秦汉时期，由于大批的士兵、农民移入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开垦，在一定范围内破坏了原始植被自然灾害增加，这个时期全内蒙古旱灾增加到27次，其中鄂尔多斯地区就有5次。[31]
　　对于河西居延边塞戍守和屯田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学者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古代弱水沿岸有良好的森林植被，胡杨（又作梧桐）和红柳组成为森林的主体，它们都是极耐干旱的植物。汉时，在弱水两岸修筑了一系列的烽燧，在烽燧之外又修筑了塞墙，所谓居延塞是指这种军防体系而言。在这种军事工程的修建中，都要大量地使用木材。在城障中（如破城子）和烽燧中，至今仍可以发现木材的残存。因此，居延塞的修建，砍伐了大量的森林。”“额济纳河沿岸现在是戈壁沙漠景观。然而在薄薄的沙砾下面却是黄土层。在黄土层之下则是深厚的沙砾层。当地的主风向是西北风，全年平均风速为4.2米／秒，春季平均风速为4.8米／秒，年平均八级以上大风37次，持续52天，年平均沙暴日数21天。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1.3毫米。年平均蒸发量3706毫米，蒸发量为降水量的90倍。在此情况下，黄土层一旦遭到破坏，地下的沙砾便在烈风的作用下飞扬移动。掘土方堆烽燧、建塞墙挖沟壕以及修筑城障等项活动，都要破坏黄土层，导致地下沙砾出露，被暴露出来的沙砾，顺西北风向东南移动，恰与额济纳河道呈垂直相交的状态。由于河东岸处于迎风坡，便具有沙障的作用，风沙在此产生涡流现象，纷纷下落堆积形成沙丘。日久天长，流沙的堆积越来越多，最后便在河的东岸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沙丘。”论者还指出，“额济纳河东岸沙丘的堆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汉代即已开始，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而增强。”[32]
　　这样的分析，具体地总结了长城沿线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因素。这一情形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以这样的思路认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3]，“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里，乘塞列隧”[34]的秦汉长城地区生态条件演变的共同形式和共同原因，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生态变迁与长城兴废

　　导致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发生若干变化的生态因素，又称作生态因子，即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大致可以区分为：1.气候条件，2.土壤条件，3.生物条件，4.地形条件，5.人为条件。
　　影响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形势的主要的生态因素，应当说大致以气候条件和人为条件为主。气候条件和人为条件的影响，有时也对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和地形条件发生作用。
　　气候条件对于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显然是经济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条件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影响，也作用于政治景况、军事形势和民族关系。
　　历史上的生态条件是有所变化的。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确实与现今不同，据竺可桢先生所绘“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35]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在两汉之际，曾经发生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36]
　　与气候的变迁相应，两汉时期移民的方向有所变化。秦王朝与西汉王朝连年组织大规模的军队屯戍、移民实边，都为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北传播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时期，新筑长城往往在旧有长城以北，如秦始皇长城就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二者之间即著名的“新秦中”垦区。“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地在当时是十分肥沃的，其肥沃程度几乎可以和渭河下游相媲美。渭河下游当时为都城所在地，称为秦中。这个地区既然仿佛秦中，所以也就称为新秦中。”[37]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不仅土壤条件适宜农耕的发展，气候等因素无疑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在秦始皇长城筑成之后，秦昭襄王长城的防卫作用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了。然而后来又发生秦始皇长城也失去效用的情形，匈奴人不仅入居秦始皇长城以南，甚至又入居秦昭襄王长城以南。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受到汉朝的保护，而入居于西河美稷县。美稷县位于战国时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由那时起，历秦及西汉，匈奴人殆无能超越过这条长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才改变了这个局面。”[38]
　　东汉以后，农耕区的北界南移，比较《汉书·地理志下》与《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9郡人口[39]，可知这一地区东汉人口较西汉减少了56.46％，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人口减少率17.52％，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是北边人口减少最典型的郡。[40]与这一地区汉族人口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有匈奴“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北匈奴亦有被迫大批南归者，如：“章和元年，鲜卑人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41]长城沿线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势必会对地区经济生活的形式有所影响。有的学者指出，在建武年间北边边民大规模南迁，有的边郡已经完全撤销之后，“汉朝的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河曲一线”。[42]在这样的形式下，战国至于西汉经营的北边长城在这一区段的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民族迁移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有十分复杂的因素，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诸多因素之一。然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执政贵族遂有“降汉”之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匈奴大虚弱”，“兹欲乡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者诣渔阳求和亲。”匈奴往往于“秋，马肥”时则校阅兵力，有“攻战”之志[43]，而汉军“卫护”内附之南匈奴单于，亦“冬屯夏罢”[44]，也都告诉我们，考察机动性甚强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动，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
　　匈奴内附和边民南迁，都使得长城的功用有所销减。
　　《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地节年间曾经废止阴山以外长城的防务[45]：“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施行这一军事举措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匈奴因遭遇气候突变而国力大减：“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虛弱，诸国羈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茲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有的学者否定长城是“农业平原与游牧草原”的分界的说法，指出“北方各民族人民的迁徙流动，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以及“古代北方许多民族的文化分布都是地跨长城内外的”这一历史事实。这一论点，是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根据的。由于塞外部族留居塞下，臣服中央政权，长城的军事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的学者指出，“自汉武帝以后，阴山以外的长城一直是汉朝军队驻守的地方。到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迎娶王昭君，约定和亲友好，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并‘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汉中央王朝才从这里撤退大军”，于是，“作为军事工程的长城沿线，变成了南北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枢纽地带。”[46]
　　在有的地方，战国至秦代的长城竟然在后世长城“以北千里之遥”[47]，“以北千里之外”。这一情形，也体现了这种历史变化。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北部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民族经常接触，频繁交往，共同开发我国北方和东北这块广阔的领土，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48]有的地方在长城内发现古代匈奴族的遗物，有的学者也认为可以说明“长城内外，匈（匈奴）汉杂居，他们之间互通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以长城为界”。[49]
　　所谓“并不以长城为界”，所谓“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所谓“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等，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某种外国历史文化观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说法。然而这种论点，也大体符合历代长城作为空间存在，在一定的时间环境中作用有所不同的事实。而我们在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诸因素时，显然不应当忽视生态条件的影响。

[1]参看中国牧区畜牧气候区划科研协作组：《中国牧区畜牧气候》，气象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页至第7页。
[2]王敏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3]《史记·五帝本纪》：“西至于流沙。”《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马相如《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
[4]《盐铁论·备胡》，《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
[5]《汉书·李陵传》，《陈汤传》，《匈奴列传下》，又《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6]《盐铁论·通有》。
[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5页至第66页。
[8]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第461页。
[9]参看任美锷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版，第55页图12；席承藩等：《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74页；《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60页。
[10]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11]《史记·韩长孺列传》。
[12]《史记·匈奴列传》。
[13]《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58），“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14]参看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70页。
[15]李孝聪：《秦始皇长城》，《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6页。
[16]《文选》卷三。
[17]据《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晁错传》。
[18]《史记·货殖列传》：“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19]《史记·平准书》：“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2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1]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3期。
[22]“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或断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23]《史记·平准书》。
[24]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5]《氾胜之书》。
[26]如简73.30。
[27]如简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
[2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11月；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至103页。
[31]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2]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1期。
[33]《史记·蒙恬列传》。
[34]《汉书·赵充国传》。
[3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
[36]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37]史念海：《新秦中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2页至第138页。
[38]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2页。
[39]其中酒泉郡《续汉书·郡国志五》只有户数12706，不记口数。以《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全国产户均口数5.068核算，估定其口数为64194。
[40] 19郡中仅渔阳郡人口有所增加。而《续汉书·郡国志五》雁门郡口数249000，显然是估算结果。辽东、辽西两郡口数完全相同，均为81714，亦颇可疑。由此可知人口最多的渔阳郡口数435740，其可信性也是难以确定的。
[41]《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56页。
[43]《史记·匈奴列传》。
[4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5]《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之郎中侯应答汉元帝问：“北边塞至遼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又说到“前以罢边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熢火而已”情形。
[46]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
[47]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9页。
[48]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页。
[49]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