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在交互碰撞中不断趋于理性融合的过程。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纳、消化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史学特征，同样具有一种典型的时代意义，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回顾、总结与思索。[1]
一
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虽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并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无论就规模还是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此种中西史学交流新格局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可忽视以下两个基本情况的变化。
首先是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群体素质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传教士虽然都来自西方，并具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文化修养，但由于特殊的宗教背景和使命，其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往往并非精髓部分；至于我国近代早期的经世学者，当时所能获得的西学知识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只能处于一种零星粗浅和低水准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留日学生的加入，西方史学的输入始成一定的规模，只是这些留日学生因缺乏近代史学的专业训练，其有关知识又仅赖日文史籍间接获得，以致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仍不免呈一种肤泛笼统之状。
西方史学输入在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这种相对滞后性，并非偶然。近代以来，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寻求救国真理，一批批的青年学子负笈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不过早期留学生所习专业，大抵是与洋务运动关系较密的军、工、商、医、科技为多，偶有习文科者，范围亦不出法政、经济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直到清末依然如此。以清宣统间游美学务处派遣的留学生为例，第一批47人中，仅3人习文科。第二批70人中，仅7人习文科或兼涉文科。第三批63人，习文科为12人。三批总计，习文科者仅占12%强。且这些人中，选择专业皆为文学、哲学、政法、财经、教育等，初意无一主攻史学者。[2]有的留学生即使在外研习过史学或其论文获得过历史学方面的学位，归国后一般也不以此作为主业。如广东南海人陈锦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北洋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习史学，获硕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攻经济与商业行政学，于1900年获博士学位，[3]同年归国参加清廷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赐法政科进士出身，后成为国内有名的理财专家。而宣统二年(1910)由清华学堂派赴美国留学的江苏人徐仁锖，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学，1914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的却是英语教学工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不外三端：一是理工及财经、法政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实际工作部门需求较多，学成后谋职亦易，在当时举国上下讲求富国强兵之术的形势下，尤受到政府及留学生的重视。二是中国传统史学素号发达，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以致在不少人看来，赴西方专修历史学，似非当务之急。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少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时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原本就少，自然也难以吸引中国留学生。[4]
“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引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历史学列为经常性的计划。如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因而要求派遣有国学根基之人，赴海外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造就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5]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6]姚从吾即因此被选送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傅朗克、海尼士进修史学。而通过其他渠道留欧的傅斯年、陈寅恪，尽管主修专业并非史学，同样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很深的熏陶。又如二十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梁思永、张荫麟，也到美国接受过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专门训练。三十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都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eal-Holstein,1877—1937)和西夏学家伊凤阁(Aleksei lvanovichlvanov,1878— )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
从事西方史学输入人员的主体成份发生的上述变动，显然为中西史学交流的进一步扩展和提高其专业化的层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次，其输入的途径，也由二十世纪初年多从日本间接转贩变为自西方直接引入。通过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正规学习和中西史学比较，不少人看到：“吾国旧史繁赜，史学之发达较他学为美备，关于谘访ｓōｕ＠①辑雠考证之事，与夫体例编次之辞名物之理，莫不审晰入微，措施合法”，“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7]因而提出，研读西方史著，不光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还当进而“师其探讨编著之法”[8]。梁启超欧游归来，感慨之余，也特别谈到，学习西学，应“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9]。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提倡，使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出版社纷纷编译出版西方史学论著；《新青年》、《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刊，也时常登载介绍阐发西方史学理论的译文或论著；一些大学历史系还专为学生开设了西洋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原理等课程。
鉴于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10]，较为庞杂无序，“五四”时期的输入，已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其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不仅多为欧美原著，且数量颇多，范围也及于英、法、德、俄、意诸国，如美国塞利格曼(Edwin R.A.Seil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本）、班兹(H.E.Barnes)的《史学》（向达译本）、英国弗林特(R.Flint)的《历史科学概论）》（郭斌佳译本）、司各脱(E.Scott)的《史学概论》（余楠秋等译本）、法国施亨利(Henry 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本）、瑟诺博斯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本）等，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
二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史学主潮发
“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纳、消化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史学特征，同样具有一种典型的时代意义，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回顾、总结与思索。[1]
一
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虽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并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无论就规模还是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此种中西史学交流新格局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可忽视以下两个基本情况的变化。
首先是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群体素质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传教士虽然都来自西方，并具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文化修养，但由于特殊的宗教背景和使命，其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往往并非精髓部分；至于我国近代早期的经世学者，当时所能获得的西学知识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只能处于一种零星粗浅和低水准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留日学生的加入，西方史学的输入始成一定的规模，只是这些留日学生因缺乏近代史学的专业训练，其有关知识又仅赖日文史籍间接获得，以致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仍不免呈一种肤泛笼统之状。
西方史学输入在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这种相对滞后性，并非偶然。近代以来，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寻求救国真理，一批批的青年学子负笈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不过早期留学生所习专业，大抵是与洋务运动关系较密的军、工、商、医、科技为多，偶有习文科者，范围亦不出法政、经济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直到清末依然如此。以清宣统间游美学务处派遣的留学生为例，第一批47人中，仅3人习文科。第二批70人中，仅7人习文科或兼涉文科。第三批63人，习文科为12人。三批总计，习文科者仅占12%强。且这些人中，选择专业皆为文学、哲学、政法、财经、教育等，初意无一主攻史学者。[2]有的留学生即使在外研习过史学或其论文获得过历史学方面的学位，归国后一般也不以此作为主业。如广东南海人陈锦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北洋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习史学，获硕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攻经济与商业行政学，于1900年获博士学位，[3]同年归国参加清廷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赐法政科进士出身，后成为国内有名的理财专家。而宣统二年(1910)由清华学堂派赴美国留学的江苏人徐仁锖，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学，1914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的却是英语教学工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不外三端：一是理工及财经、法政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实际工作部门需求较多，学成后谋职亦易，在当时举国上下讲求富国强兵之术的形势下，尤受到政府及留学生的重视。二是中国传统史学素号发达，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以致在不少人看来，赴西方专修历史学，似非当务之急。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少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时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原本就少，自然也难以吸引中国留学生。[4]
“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引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历史学列为经常性的计划。如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因而要求派遣有国学根基之人，赴海外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造就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5]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6]姚从吾即因此被选送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傅朗克、海尼士进修史学。而通过其他渠道留欧的傅斯年、陈寅恪，尽管主修专业并非史学，同样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很深的熏陶。又如二十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梁思永、张荫麟，也到美国接受过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专门训练。三十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都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eal-Holstein,1877—1937)和西夏学家伊凤阁(Aleksei lvanovichlvanov,1878— )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
从事西方史学输入人员的主体成份发生的上述变动，显然为中西史学交流的进一步扩展和提高其专业化的层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次，其输入的途径，也由二十世纪初年多从日本间接转贩变为自西方直接引入。通过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正规学习和中西史学比较，不少人看到：“吾国旧史繁赜，史学之发达较他学为美备，关于谘访ｓōｕ＠①辑雠考证之事，与夫体例编次之辞名物之理，莫不审晰入微，措施合法”，“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7]因而提出，研读西方史著，不光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还当进而“师其探讨编著之法”[8]。梁启超欧游归来，感慨之余，也特别谈到，学习西学，应“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9]。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提倡，使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出版社纷纷编译出版西方史学论著；《新青年》、《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刊，也时常登载介绍阐发西方史学理论的译文或论著；一些大学历史系还专为学生开设了西洋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原理等课程。
鉴于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10]，较为庞杂无序，“五四”时期的输入，已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其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不仅多为欧美原著，且数量颇多，范围也及于英、法、德、俄、意诸国，如美国塞利格曼(Edwin R.A.Seil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本）、班兹(H.E.Barnes)的《史学》（向达译本）、英国弗林特(R.Flint)的《历史科学概论）》（郭斌佳译本）、司各脱(E.Scott)的《史学概论》（余楠秋等译本）、法国施亨利(Henry 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本）、瑟诺博斯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本）等，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
二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史学主潮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