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9]。c.思维的方法。即从怀疑、假设到求证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交替运用归纳和演绎法的具体步骤，也就是后来被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
实用主义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虽广及于哲学、教育、文化各研究领域，但从胡适的运用实践看，主要着眼点乃在思想学问和历史研究，尤以考证史学为多。他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20]，目的在于宣传“科学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并认为历史演变完全是多种偶然因素凑合的结果，谈不上有何规律可寻。[21]这种观念及其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倾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五四”时期的新一代史家中引起过很大反响，对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古史辨”的兴起、“新红学”考证的风靡一时，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很显然，朗克史学和实用主义方法在国内史坛的传播及其上述理论特征，与当时西方实证史学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一致的。
其二，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各种反传统史学思潮。
所谓“西方传统史学”，一般是指由朗克创立而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史范式，其基本特征是：方法上强调通过文献档案等原始史料的批判考证，“客观”地反映历史；研究内容则特重于政治史一端。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现实世界的变化日亟，人们的历史视野日趋开阔，这使朗克史学的狭隘治史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此引起了西方史学界诸多的不满与批评，并触发了一股以改造传统史学、建设现代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浪潮。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提出的“综合历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其共同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研究的偏向，主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方法上则要求突破专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格局，广泛吸取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及成果，以推进自身的科学化。与此同时，传统史学的认识论也受到了种种怀疑和责难；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客观”反映全部过去的观念遭到了来自历史相对主义的严峻挑战；而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重被强调，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再是金科玉律，相反，排斥理智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则在史学界有所抬头。凡此种种，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都有相应的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则为以下几派。
(1)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
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1863—1936)是美国现代著名史家，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留学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将德国兰普勒希特等倡导的某些文化史研究主张带回美国，并吸取了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1913年至1916年，何炳松在美攻读史学及政治学，受其影响，回国后即据以在高校讲授西方史学原理及西洋史，并将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及该派其他几种史著翻译出版，向国内史学界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以下基本观点；a.主张历史研究应广泛考察人类自古及今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等活动，尤其要注意那些对社会进步直接有关的日常普通生活。b.批评十九世纪以来那种试图把历史学变为科学的主张，认为人类的思想欲望及行为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加之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远不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备稳定，因而很难使之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理学那样的科学。c.要求利用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现代科学知识，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过程的诸因素进行多元的“综合”考察，以明其真相。d.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说明人类逐步进化的事实，让人们明白现存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22]
继何炳松的上述译著后，鲁滨逊及其学派的另一些代表作也被纷纷译介到国内，在“五四”以后的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如1922年《东方杂志》刊登的衡如《新历史的精神》一文，在论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时，不仅完全吸取了美国“新史学”的主张，还认为，在西方现代各派史学中，“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代表新历史的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综合史观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观。依此见解，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舍一时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决定一时代之事实。发现所以形成一时代之人生观，决定一时代生存竞争之分子而评量之叙述之，则史家之责也。英之玛纹，美之布锐斯特、铁尔聂、鲁滨逊，其最著者也。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23]也有的撰文进一步探讨了整个欧美现代“新史学”运动的形成、早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渊源、治史主张等，声称“治史学者皆向新史学这条道努力”[24]，方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不少史学概论类书，仍大多引用或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史学”的观点。
(2)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史观”。
“五四”时期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坛的影响，除了十九世纪末便已输入的进化论以外，作为非理性主义思想流派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Neo-Viotalism)也颇流行一时。
柏格森(Henri Begson,1859—1941)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代表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等。其“生命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实在是神秘的生命之流，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种“生命冲动”的精神过程，理性和科学都无法把握，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柏格森学说传入中国，至少可上溯到1913年，该年10卷1号和次年11卷4号《东方杂志》上先后二次发表了钱智修讨论柏格森哲学的文章。“五四”时期，经杜威等人的介绍，柏格森在中国声誉日隆，其著作也在国内渐有刊出。梁启超欧游时，还特地拜访过其本人。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系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毕业于耶拿大学，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执教。1922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八月，讲授了“生机体之哲学”、“生机主义史”、“实生论大旨”等课程，后由瞿世英等人辑成《杜里舒讲演录》一书，凡十册，于1923年出版。其说以为生物现象非物理、化学所能解释，实系一种特殊的“生机”即“隐德来希”(entelechy)所决定，它不依存于有机体本身及其生活条件，自始就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活动，是人的认识所不能了解的。
这两家的历史哲学都倡导一种“生命史观”，强调超物质的精神性“生命冲动”或“生机”是推动生物进化乃至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基因。因此，“未来历史之目的在求历史中进化之符号”[25]，也就是寻求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原先十分欣赏的进化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正”，强调只有“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二种现象可确认在进化之中。这种观点显然受到过上述历史哲学的启发。
朱谦之在1926年写成的《历史哲学》中，以赫克尔一元论为出发点，以新生机主义和创化论为原理，提出了一种生物史观，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事实里寻出一种根本的发展和进化原理，这种进化非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所能解释，只有从新生机主义的角度去认识，才不至割裂历史发展的绵延活动性。因为“生物之自体，就有一种动力，由这动力向上自由发展”，这种“动力”或“生机力”，实出自本能，故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以此为由，他反
实用主义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虽广及于哲学、教育、文化各研究领域，但从胡适的运用实践看，主要着眼点乃在思想学问和历史研究，尤以考证史学为多。他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20]，目的在于宣传“科学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并认为历史演变完全是多种偶然因素凑合的结果，谈不上有何规律可寻。[21]这种观念及其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倾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五四”时期的新一代史家中引起过很大反响，对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古史辨”的兴起、“新红学”考证的风靡一时，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很显然，朗克史学和实用主义方法在国内史坛的传播及其上述理论特征，与当时西方实证史学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一致的。
其二，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各种反传统史学思潮。
所谓“西方传统史学”，一般是指由朗克创立而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史范式，其基本特征是：方法上强调通过文献档案等原始史料的批判考证，“客观”地反映历史；研究内容则特重于政治史一端。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现实世界的变化日亟，人们的历史视野日趋开阔，这使朗克史学的狭隘治史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此引起了西方史学界诸多的不满与批评，并触发了一股以改造传统史学、建设现代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浪潮。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提出的“综合历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其共同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研究的偏向，主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方法上则要求突破专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格局，广泛吸取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及成果，以推进自身的科学化。与此同时，传统史学的认识论也受到了种种怀疑和责难；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客观”反映全部过去的观念遭到了来自历史相对主义的严峻挑战；而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重被强调，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再是金科玉律，相反，排斥理智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则在史学界有所抬头。凡此种种，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都有相应的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则为以下几派。
(1)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
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1863—1936)是美国现代著名史家，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留学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将德国兰普勒希特等倡导的某些文化史研究主张带回美国，并吸取了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1913年至1916年，何炳松在美攻读史学及政治学，受其影响，回国后即据以在高校讲授西方史学原理及西洋史，并将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及该派其他几种史著翻译出版，向国内史学界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以下基本观点；a.主张历史研究应广泛考察人类自古及今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等活动，尤其要注意那些对社会进步直接有关的日常普通生活。b.批评十九世纪以来那种试图把历史学变为科学的主张，认为人类的思想欲望及行为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加之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远不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备稳定，因而很难使之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理学那样的科学。c.要求利用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现代科学知识，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过程的诸因素进行多元的“综合”考察，以明其真相。d.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说明人类逐步进化的事实，让人们明白现存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22]
继何炳松的上述译著后，鲁滨逊及其学派的另一些代表作也被纷纷译介到国内，在“五四”以后的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如1922年《东方杂志》刊登的衡如《新历史的精神》一文，在论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时，不仅完全吸取了美国“新史学”的主张，还认为，在西方现代各派史学中，“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代表新历史的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综合史观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观。依此见解，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舍一时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决定一时代之事实。发现所以形成一时代之人生观，决定一时代生存竞争之分子而评量之叙述之，则史家之责也。英之玛纹，美之布锐斯特、铁尔聂、鲁滨逊，其最著者也。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23]也有的撰文进一步探讨了整个欧美现代“新史学”运动的形成、早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渊源、治史主张等，声称“治史学者皆向新史学这条道努力”[24]，方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不少史学概论类书，仍大多引用或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史学”的观点。
(2)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史观”。
“五四”时期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坛的影响，除了十九世纪末便已输入的进化论以外，作为非理性主义思想流派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Neo-Viotalism)也颇流行一时。
柏格森(Henri Begson,1859—1941)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代表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等。其“生命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实在是神秘的生命之流，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种“生命冲动”的精神过程，理性和科学都无法把握，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柏格森学说传入中国，至少可上溯到1913年，该年10卷1号和次年11卷4号《东方杂志》上先后二次发表了钱智修讨论柏格森哲学的文章。“五四”时期，经杜威等人的介绍，柏格森在中国声誉日隆，其著作也在国内渐有刊出。梁启超欧游时，还特地拜访过其本人。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系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毕业于耶拿大学，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执教。1922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八月，讲授了“生机体之哲学”、“生机主义史”、“实生论大旨”等课程，后由瞿世英等人辑成《杜里舒讲演录》一书，凡十册，于1923年出版。其说以为生物现象非物理、化学所能解释，实系一种特殊的“生机”即“隐德来希”(entelechy)所决定，它不依存于有机体本身及其生活条件，自始就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活动，是人的认识所不能了解的。
这两家的历史哲学都倡导一种“生命史观”，强调超物质的精神性“生命冲动”或“生机”是推动生物进化乃至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基因。因此，“未来历史之目的在求历史中进化之符号”[25]，也就是寻求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原先十分欣赏的进化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正”，强调只有“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二种现象可确认在进化之中。这种观点显然受到过上述历史哲学的启发。
朱谦之在1926年写成的《历史哲学》中，以赫克尔一元论为出发点，以新生机主义和创化论为原理，提出了一种生物史观，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事实里寻出一种根本的发展和进化原理，这种进化非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所能解释，只有从新生机主义的角度去认识，才不至割裂历史发展的绵延活动性。因为“生物之自体，就有一种动力，由这动力向上自由发展”，这种“动力”或“生机力”，实出自本能，故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以此为由，他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