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理性融合的过程,其间的功过得失,对于今日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历史科学建设,依然可以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
[1] 本文对“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史学输入特点和实际影响的考察,限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
[2] 参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岗出版公司1976年版。
[3] 此据华美协进社编《中国留美学生硕士、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参见台湾书店1980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一)》。
[4] 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欧洲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大致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真正开始形成,而且法国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而英国伦敦大学在二十世纪初年,“每隔一年才有一名历史系的毕业生”。(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5] 马叙伦:《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见《新教育》三卷4期,1921年。
[6]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见《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7] 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8页。
[8] 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一卷1号,1922年。
[9] 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0页。
[11]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12] 据译者序,本书于1922年已译成,1923年复加润饰定稿。
[13] 李思纯译本《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原序、第253页。
[14] 姚从吾:《致萧启庆函》(1952.11.6),载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一期,第47页。
[15]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孟真先生集》(二)。
[1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7] 杨鸿烈:《史学通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18] 胡适:《实验主义·引论》,见《新青年》六卷3号,
注释:
[1] 本文对“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史学输入特点和实际影响的考察,限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
[2] 参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岗出版公司1976年版。
[3] 此据华美协进社编《中国留美学生硕士、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参见台湾书店1980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一)》。
[4] 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欧洲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大致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真正开始形成,而且法国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而英国伦敦大学在二十世纪初年,“每隔一年才有一名历史系的毕业生”。(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5] 马叙伦:《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见《新教育》三卷4期,1921年。
[6]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见《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7] 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8页。
[8] 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一卷1号,1922年。
[9] 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0页。
[11]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12] 据译者序,本书于1922年已译成,1923年复加润饰定稿。
[13] 李思纯译本《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原序、第253页。
[14] 姚从吾:《致萧启庆函》(1952.11.6),载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一期,第47页。
[15]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孟真先生集》(二)。
[1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7] 杨鸿烈:《史学通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18] 胡适:《实验主义·引论》,见《新青年》六卷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