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省（商税16676锭）和甘肃行省（17361锭），更远远超过了岭北行省和辽北行省。陕西行省的商税比经济发达的江西行省（62512锭）、湖广行省（68844锭）略少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陕西的商业仍居于全国中游水平，这与长安商业的恢复是分不开的。
元世祖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许多地方。他对奉元路城（今西安市）商业的发达大加称赞说：奉元路城“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凡人生必须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注：《马克波罗游记》卷2第110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在马克波罗眼里，长安城里商业繁盛，商品应有尽有，商贾众多，且物价稳定。长安商业能够得到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大力称赞，其繁荣程度想必是相当可观了。

三　结语
 
    长安在中国古代曾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的国都。每当它成为封建王朝国都时，这里的商业繁荣兴盛，无与伦比；但当它失去国都地位时，这里的商业也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而一落千丈，萧条不堪。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变化，不但受自然地理条件、关中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也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独特的政治地位既可以为长安商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有利条件，但正因为其所处独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它往往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必争之地，因而这里的商业也最容易遭到破坏，从而为商业的衰落带来难以避免的厄运。不仅古都长安如此，对于中国古代其它都城的商业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可以说，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完全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都城商业发展演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