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中国文化西来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考古学一般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遗址开始的。安特生当时是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业顾问，从1914年来华到1925年离开，安氏在中国待了十年，对中国考古学做出重大贡献[2]。他因仰韶发现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现代中国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仰韶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3]。这个发现相当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虽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国探险家和日本的考古学者已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采集到远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认为是异族的石器，和"中国人"也就是所谓汉人的历史无关[4]。但是另一方面，当时这个孤岛一样的发现，只能通过和已知的中亚和中东的考古发现作比较，仰韶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与仰韶的纹饰很相似，于是安特生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当时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没有现在的碳十四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根据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相对年代，中东已经有比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国则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对在此以前的远古文化一无所知，仰韶文化刚好放在安诺和商周文化之间的位置上，所以当然是西早东晚，从西到东顺理成章。这个西来说被许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是二十年代的显学[5]。



三四十年代：东西二元对立说



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他的《夷夏东西说》虽然发表在1935年，但是这个思想却形成很早[6]。这个学说，简单说来，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所谓“夷东夏西”[7]。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们在实物上对商文化有更深切的认识。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仰韶和小屯商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认为以小屯为代表的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刚好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正式由史语所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而更接近商文化的东西，这个文化有占卜的骨头、有发亮的黑陶，还发现了城墙[8]，所以许多人认为考古学上的发现，证明了夷夏东西的理论。李济之先生认为仰韶与小屯的关系"像远房的叔侄"[9]。徐中舒先生更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0]。"因为当时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发现，而黑陶的代表性遗址都在安阳以东地区，所以尽管在不止一个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在中，小屯商文化层在上的所谓三迭层，但是截止五十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尽管当时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还没有提出根本的挑战[11]。



五十到七十年代：一元说



从三十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后来参加革命的刘耀(尹达)，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搞混了，他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存从仰韶文化的遗物里分离出来[12]。安特生1937年来南京看史语所发掘的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物，承认仰韶村和城子崖有很大不同，也相信河南安阳发现的仰韶在下、龙山在上的地层发现，所以一方面认为河南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是因为"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陶规、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发掘有什么失误[13]。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层，证明至少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个文化既有仰韶特征，又有龙山特征，所以前后演变的轨迹很显著[14]。这个发现，再加上当时主要的考古发现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所以仰韶-龙山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张光直先生1955年到哈佛读书，他根据从日本学者辗转而来的资料，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195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的长文，正式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两个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15]。这个著名的论文，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对大陆考古界少有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张光直先生根据第二手材料，与当时考古第一线的专家以发掘河南庙底沟著名的安志敏、发掘西安半坡闻名的石兴邦先生同时在1959年发表了同一观点的论文[16]，这一观点实际上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而这一观点，一直贯穿张先生《中国古代考古学》一书的前三版，对整个西方的考古界都有很大影响[17]。虽然1977年出版的第三版对周围地区的文化有较高的估计，但是基本的观点没有改变。



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



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理论，是在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1981年苏秉琦和殷伟璋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份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州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8]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纪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五个，即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盆坑文化。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9]。

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形成期"到"相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