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败与改良共同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腐败对维持社会的稳定、祥和与发展功莫大焉，我们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腐败万岁！”腐败问题的善善恶恶，不用说是三七开、哪怕是一九开，依古训总不能因善小而不为吧！更何况腐败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当前的反腐，我们应该是用缚鸡之力还是用缚牛之力？　　我还想从郑先生的话题说开去。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蹲大狱期间曾说过，他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腐败，至少有部分是为了广西的发展。我敢断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没有拜读郑先生的文章，如果对簿公堂时引用郑先生的“（腐败）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腐败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机等等”这类辩辞，说不定会有个“刀下留人”的转机。　　由此反推历史，许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会令人豁然开朗。如康熙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东华录》康熙34年）按“新思维”解读，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贡献，取十分火耗的贪官则是作了大贡献；因此康熙又说：“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训》卷28）这难道不是很合逻辑的吗?　　郑也夫先生说，在腐败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社会学家可能与伦理学、法学家不尽相同，他们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社会学家我所崇敬也，伦理学家、法学家亦我所崇敬也。他们各说各话，却又句句在理；假若他们意见相左，不知该听谁的？如果兼听，势必尴尬。遥想当年贾政放了江西粮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严禁折收粮米、勒索乡民。弄得长随聚齐告假、跟班也不听话；乡民亦不信任，却说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厉害，越是想钱的法儿！”（《红楼梦》第99回）这种心理逆反、这种尴尬难堪，当今恐怕也为数不少。　　腐败啊腐败，这个说不尽的话题，何时能将你说“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