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研究者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别，还应看到古人的世界也不是一致的，存在不同的立场。我们必须仔细辨别研究所凭依的史料所隐含的立场，不能为史料作者的好恶、选择所迷惑。为此，需搜集多种资料，包括不同立场的作者的作品、属于“无意史料”的考古资料等，这样才能唤起历史上被压抑的声音、纠正被扭曲的画面，展现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

注释:

[152]《魏书》卷19中《元澄传》，页476。
[153]《北史》卷24《王晞传》，页890。
[154]《隋书》卷75《何妥传》，页1710。
[155]《北史》卷81《儒林传》序，页2708。
[156]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107、111；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337-345论之甚详。
[157]详参瞿同祖上引书，页270-303。
[158]《北齐书》卷45《乐逊传》，页612。
[159]《魏书》卷111《刑罚志》，页2871。
[160]详参《晋书》卷69《刘隗传》，页1837；卷72《郭璞传》，页1902；卷28《五行志》中，页840。
[161]如《魏书》卷7下《高祖纪》，页164，太和十二年（488年）九月诏；《周书》卷5《武帝纪》，页65，保定元年（561年）七月诏，等等。
[162]《汉书》卷23《刑法志》，页1079。
[163]见《司马法·天子之义》，《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上，页3下。
[164]《魏书》卷111《刑罚志》，页2888。
[165]《魏书》卷111《刑罚志》，页2876。
[166]《魏书》卷60《韩显宗传》，页1340。
[167]在这方面，东、西方君主们的作法极类似。迟至18世纪、欧美的统治者们仍采用公开行刑的办法处决犯人，事先多游街，行刑地点往往是广场或路旁，目的也是以儆效尤。参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一部分，特别是页63-65。
[168]徐元瑞：《吏学指南·杂刑》，杨讷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78。
[169]《论语·颜渊》。
[170]刘向：《说苑·君道》。
[171]参巨焕武：《明刑与隐刑——沈家本考论执行死刑的方式及其场所》，《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页76-104。
[172]《隋书》卷77《隐逸·李士谦传》，页1754。
[173]米歇尔·福柯前引书，页81-83；巨焕武前引文，页102，及注（1）所引调查。
[174]参相田洋前引书，页114-116。
[175]《魏书》卷103《蠕蠕传》，页2296。
[176]《隋书》卷67《裴矩传》，页1581。
[177]《魏书》卷103《蠕蠕传》，页2296。
[178]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页12、146。
[179]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牟发松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3、13。
[180]参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峰等译，页39-40,三联书店，1997年。
[181]张光直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中研院史语所专刊（1973），62.i页，转自同氏：《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298。
[182]参王铭铭：《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