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交通网络，还是唐宋时期大兴水利的结果。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江南道的许多水利工程虽以灌溉田地为主，但一般都兼有航运之利。如润州丹阳的练湖，因其地理位置紧邻大运河，所以除了灌溉三县之田外，余水还可济运，唐后期漕运至关重要，曾一度“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21] 以保证河漕畅通。其它如丹徒的伊娄河、武进的孟渎、无锡的泰伯渎、海盐的三百零一条古泾、山阴的新河、侯官的洪塘浦等等，更是以航运为主的水道。在一些山高水急的险要河段，人们也想法设法排除险滩，使舟行安全。如歙州歙县、祁门一带乃新安江上游，水流湍急，唐刺史吕季重募工凿平了歙县的车轮滩，县令路旻和陈甘节凿平了祁门县的阊门滩，遂使昔日湍悍而善覆舟的险滩成为安流。除水路交通外，唐代在江南地区还注意陆路交通的兴建。《新唐书百官志》有记载说，唐代陆路驿道已很发达，“凡二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这种驿道是陆路交通的主干线，除此而外，江南地区还有大量兴修水利工程时所修筑的河堤道路，围湖造田时修建的圩堤道路，以及沿海地区修筑捍海塘所成的海堤道路。由此可见，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道路早已是四通八达，即使在丘陵山区，这时也开始修凿通道。如杭州余杭县县令归珧曾于宝历中筑甬道百余里，高广径直，使行旅无山水之患；又如歙州祁门县有武陵岭，山路崎岖难行，县令路旻遂于元和中凿石为盘道，也给人们带来了莫大方便。到了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工程有增无减。为保证漕运畅通，宋王朝对南北大运河的疏通比唐代为重视，而对盛产粮食的江浙一带的水道的开浚更是不遗余力。以重和元年赵霖受命兴修平江府(今苏州地区)水利为例，他从重和元年(1118年)六月起，到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止，不到一年时间，就“役工二百七十八万二千四百有奇，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22] 其规模和速度，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颇为惊人的。正是唐宋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流域，最终形成了“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的水网系统和水路交通的四通八达。如《宋史河渠志》便说：“浙西诸县各有陂湖、沟港、泾浜、湖泺，自来蓄水灌溉，及通舟楫。”吴自牧的《梦梁录》在说到杭州的水上交通时，也说从杭州乘船可达苏、湖、常、秀等江淮诸州，就是寺观庵舍搬运斋粮柴薪，也是“大小船只往来河中”。这些记载说明，宋代的水上交通确实已很发达。至于陆路交通，在唐代基础上，宋代的驿道及河堤道路、圩堤道路、海堤道路，都有更大的发展，它与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一起，构成了整个江南地区发达的交通网络，使江南经济的发展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唐代的扬州、宋代的临安，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大都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正处于发达交通的枢纽位置之上。在这里，地理因素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独特作用。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促成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确实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江南地区的地理条件早已存在，为什么重心转移直到唐宋时期才完成？唐宋时期北方经济凋蔽了，为什么重心是向江南地区转移而不是向别的地区转移?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唐宋时期重大的社会变化决定了这次重心的转移，而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又左右了重心转移的方向。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并不能决定重心是否转移，“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不对的；但事实同时又说明，任何无视自然条件的主观想法和做法也都是不对的，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须臾不可离去的地理环境之中。这一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注释

[1] 《宋书孔季恭传附论》卷五四
[2]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
[3] 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卷三九
[4] 《宋史食货志》卷一七三
[5] 该统计数引自范文澜、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五册364页
[6] 见《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注》
[7] 《宋史河渠志》卷九七
[8] 《攻媿集》
[9] 《宝庆四明志》卷十四
[10] 《韩昌黎集》卷十九
[11] 《李直讲文集》卷二八
[12] 《宋史河渠志》卷九六
[13] 《吴郡志》卷五十
[14] 《鸡肋篇》卷上
[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
[16] 《旧唐书·权德舆传》卷一四八
[1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
[18] 见1973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9] 《剑南诗稿》卷三九
[20] 《剑南诗稿》卷二七《五月一日作》
[21] 《新唐书食货志》卷五三
[22] 《宋史河渠志》卷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