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出现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古老的中国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18〕。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反对和排斥，还要经受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史论战中初试锋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就连顾颉刚也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9〕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并且在史学界拥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关社会史论战的论著之外，抗日战争前出版的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崛起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各个流派的一些理论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其中较有影响的译本有：何炳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李思纯译的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史学原论》等。王造时、谢诒徵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或历史研究法的介绍。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声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这些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们并没有像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学派。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新颖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历史实际的检验面前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使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终归不免成为凋谢的花朵。

　　　　　　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史学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在与马相伯联名发表的宣言中，列举历史事实，驳斥日本散布的“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谰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学者编写多卷本的《东北史纲》，意在阐明东三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顾颉刚还主持编印通俗读物，在士兵和民众中宣传抗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积极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范文澜、何干之、华岗、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等，也都参加了抗日的实际工作。

　　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以往论者一般认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在前一书中指出北魏、北齐通过不同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传统华夏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成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在后一书中，他提出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开始，关中本位政策逐渐被破坏，至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转为内廷宦官勾结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尽管在治隋唐史的学者中间有不同意见，但至今对史学界仍有重大影响。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虽以考据的形式出现，实则深寓提倡民族气节、抨击奴颜事敌的民族败类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出版的实证史学的重要专著还有：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王伊同《五朝门第》，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和《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太平天国杂记》，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实证方法撰写的史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许多领域，新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齐思和之于先秦史，孙毓棠、劳邨之于秦汉史，周一良、贺昌群之于魏晋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邓广铭、张荫麟、陈乐素、聂崇岐之于宋史，陈述、傅乐焕、冯家昇、韩儒林、翁独健之于辽金元史，吴晗、王崇武、李晋华之于明史，郑天挺之于清史，全汉昇、杨联昇之于社会经济史，白寿彝之于民族史，谭其骧、史念海之于历史地理等。这期间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实证性的学术论著不同，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历史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投降派辩护，引起的争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进入奴隶社会，修改了他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见。吕振羽和翦伯赞充实了西周封建论的体系和论点。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形态，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点。与实证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庐和杜国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由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个观点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较先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迎合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鼓吹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战初期，吕振羽、华岗、吴泽等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他所写的有关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