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中国是那样贫穷, 衰败，任人摆布，仿佛已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边缘。有些傲慢的西方人把中华民族看成"劣等民族" 。“救亡"成为千千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苦心焦虑关注的中心问题。到这个世纪快要结束时，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迈开大步前进，过上小康的生活，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中国已成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敬的国家。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一百年时间里，经历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确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回顾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一、关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中华；一直是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涉及怎样看待民族问题，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思潮。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整个世界越来越连成一片、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似乎已失去它曾有过的积极意义，而成为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甚至只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消极现象。这种看法，很难说是客观的和公允的，至少是缺乏分析而不全面的。
　　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且将在今后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当某一个人群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域或同一个环境中，就会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共同的语言文字，由此便会产生一种相互的认同感，产生一种凝聚力量。它不是任何人所能任意制造和随便加以抹煞的。
　　今天，各民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世界越来越变得不可分割，这是事实。但各民族仍保持着各自的特性和差异，各民族之间在利益上也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事实。当某个或某几个自命优越的民族从自身的狭隘私利出发，在“一体化’之类的名义下 对其他民族实行控制、压迫和掠夺时，这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那些被压迫民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斗争无疑是正义的。只有各民族之间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才能真正和睦相处，充分发挥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它自己的显著特点。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几千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下，又逐步形成一个整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就是中华民族。
　　到了近代，随着主要来自西方殖民者的人侵，整个中华民族都感到自己已濒临亡国灭种的险恶局面。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更强化了中华民族那种内在的凝聚力。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提出 振兴中华”的目标，严复发出“救亡”的呼喊，不只是代表中国国内哪一个民族的要求，而是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这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极端残暴野蛮、肆无忌惮的侵略活动，更把中华民族一步步逼向绝境。这就毫不奇怪，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无论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藏族；还是其他许多兄弟民族，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不分彼此地凝为一个整体，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抗外来的侵略。
　　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思潮是有两重性的；如果把某一个民族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和压迫，或者挑起不同民族之间的种族成见和仇杀，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它都是反动的或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相反，如果是激励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爱国救亡，对其他民族采取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而不是去侵略和压迫别人，它就是正义的，进步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属于哪一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历来主张民族平等。他认为世界各民族应当是平等的，国内各民族也应当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明确宣言：自己不仅是国际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内的民族政策，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新中国对处理国际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平等的原则。
二、关于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一直在进行革命斗争，集中力量先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这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走入了 误区”？无数先烈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中国的现代化走过的是一条异常艰难的道路。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从事建设，或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但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孙中山、毛泽东在早年莫不如此。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却迫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路。决定他们投身革命的，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旧势力又那样强大，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变革。和平建设和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是无法做到的。客观局势不容许人们长期等待下去。 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而又没有其他出路可供选择，这才迫使他们不能不下定决心，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去。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严肃的理性思考和反复的比较后作出的抉择。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一直处在热气腾腾的革命大震荡中，这不可能是哪一个人想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的，只能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当然谁都明白，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相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一个证明。
　　即便处在大革命的形势下，革命同建设与温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微妙的。它们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又相互补充。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政治改良”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凡是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切实工作的人，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暴力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都能够取得成功，甚至未必都能在历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有当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衰竭到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孕育到呼之欲出的时候，一句话，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时候，暴力才能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生婆。没有这种客观条件，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单凭自己的意旨，使用暴力来实现他所主观设想的目标。人们要正确地认识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次社会大革命总是在追求完美社会的强烈要求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追求有时在感情上达到狂热的地步。革命的胜利更给了人们巨大的鼓舞，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原先的办法可以用来解决一切问题，仿佛一切都能以革命胜利时期同样的速度在短期内得到实现。他们往往忽略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时期同和平建设时期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当客观历史已经从前一阶段转人后一阶段时，人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