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突出的贡献是“最哲学”的构建，亦即他们以生命投入，心智炼铸的“无用之用”，而不是“有用之用”。唯其他们的构思精微妙奥，以深刻沉潜的“形而上”的体证而取胜，此乃为“不可思议的思议”，“不可言说的言说”，曲高和寡，鲜有知音。在当今物欲倡明、实用流转的时代，自然不可能成为“显学”。这正是他们不必高倡而悠然自在的价值。

“内圣开出外王”，自儒家倡导以来，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纠缠难解的文化情结，既遮蔽了中国哲学中最具有永恒意义的原始精神，又容易误解了当代新儒家精神创造价值内核的质。具体而微的精神创造，与其创造者所处的时代情境（包括民族、国家情境）自然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最哲学的创造，乃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其所循的路向以及内在的驱动力，与社会演进的轨迹及其情境，绝对不是重叠或平行的。不少研究者费力地抉发阐释当代新儒家的缘起情境，所谓“文化认同”、“西化回应”、“中国性”等等，不能说完全不着边际，但离开其核心价值的奥蕴，不啻有千仞之遥。人的生存困境及其超越，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创造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当代新儒家真正皈依的旨归。新儒家既以继承道统自任而又兼通新旧、融会中西，就个人而言或出或入，学术渊源各有千秋，运思睿识也多姿多彩，然从整体而言，他们都是从“根本”上去融通中西古今各家而并不真正归属於它们。因此，新儒家具有人类主义（或曰世界性）的特征，较之“中国性”更为妥贴而传神。与其说他们是基於“近代的”、“现代的”的“存在迷惘”，不如说他们是再一次体验了整个人类始终永恒存在的那种“生命的颤动和整体交感”，是超时空的。新儒家的真精神，或者说元精神，只可归属为“哲学人类学”一类。

究竟人的生存困境，既来自内在，又来自外在。人从内在来说，精神（心灵）求创造的势能是无限的，肉身（官能）求享受的欲望也是无边无际的，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心与物、理与欲的诘辨。从外在来说，人是群居的社会动物，依赖於天地，应对天地而谋求自身的生存，因此不能不与他人联合，从而创造了与自身相异化的对象，如社会乃至国家等等。这就是天人之辨、群己之辨的意思。内在与外在的困境交织在肉身的生存这一点上，这也就是所有宗教禁忌谴责的焦点聚合在此的缘故。现在我们看到的一部世界精神观念史，简直纷繁复杂，眼花缭乱，各种应答不可能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只能被看作是同一主旋律的不同变奏，是以“完美”为无限追求目标的“圆”中的几个扇面，最终的答案处在永远的制作中，永远的创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