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辨“内圣开出外王”的命题，不管愿意不愿意，必然会把思想的路向从最哲学的思考引开去，牵攀到另一条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实证科学的山路上去。有研究者引用朱熹的感叹：“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证实古代历史上的“内圣开出外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觉，应该说非常有说服力。作为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化命运》一书中以切入历史的辨析探讨了近现代儒家传统走向衰亡的各种社会因素，由此杜维明的一段概括是很有深度的：“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此一论断颇值得回味深思。

正像基於经验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行动主义者，可以批评或者怀疑纯粹的内省直觉，却不能取消或抹煞它：站在新儒家的超理性立场，同样也没有理由取消或抹煞前者的合理性。在思维的太极图上，这是互为消长变易的阴阳鱼，一开一关，一张一弛，两者不可废一，唯变是适，利而用之。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运作，必主要依赖於经验理性和工具理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是不待多言的。尽管科学的发现（或曰：科学革命）常离不开直觉的突显，然而最终仍要归之於数学、逻辑、实验等的一系列操作。至於政治经济层面的安排，其逻辑的起点即确认人是“经济人”与“政治动物”，其理路是以恶制恶，在权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开发与分享上，在权力的制控上实行的是游戏法则（或雅名曰：协议）。西方哲人说得好：“国家是人类必要的祸害”，权力是污染之物，民主政治只是所有政治形式之中，“最不坏的政治”。关於这些问题的讨论，已越出本文所能胜任的范围，就此打住。

利用文未有限的篇幅，笔者最后想说的，“内圣开出外王”，从历史的经验说，与其良好的心愿相背的是，它往往会诱导出很坏的社会后果。“内圣外王”论者多般会有意无意地夸大文化的作用，例如说“今日国家的政治问题实是一个文化问题”。最近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人热衷将中国当代许多历史的曲折、灾难性的失误，尽归之於知识分子精神观念上的偏差。这正是以“思想万能”去包办顶替一切的一种回报。我非常同意有的学者所说，这是“不能承受之重”。从正面而论，“内圣开出外王”论者常有一种欲建立“文化天朝”，以某种文化（有人曾明倡曰：“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大一统”一切的霸道潜意识，排拒文化的多元化。从“内圣”到“外王”，必寻觅一个能操作的“载体”。这个“载体”或是卡里斯玛式的天才领袖，或是由“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哲人作“王者师”来承当。其结果，都通向专制政治，或为专制政治涂饰道德的外装璜，而非民主政治（对亚洲四小龙是由儒家开出的“资本主义”一说，我是存怀疑态度的，希望有睿识者能及早破除这一迷惑）。这也就是直到今天，到处仍可见到的与政治精英相仿，有些文化精英往往“霸气”十足的根子。

韦政通先生说得好：“政治不能道德化，道德也不能政治化”。如同人生是一种过程、一场经历，由个人群聚而结成的社会又何尝不是一种过程、一场经历。这是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外在世界的展示。诸多的两难命题，如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对立，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对立，自由与秩序、民主与纪律、自我与超我等等的矛盾对立，犹如对峙两极，“阴阳相摩，八卦震荡”，永处于调整之中，“扶得东来西又倒”。“上帝”为世俗社会安置了一杆永远换找不到平衡点的、永处于摆复中的“天平”。人们永远不会满意于现世，因为现世从来没有提供出一个完美的、至善的、至纯无染的社会政治。纵观人类历史，“进步”是源于不满而克服不满，然又召唤来新的不满，是处在一系列不满—满意—不满的连续变化的创造之中。这时，我们才会看到“内圣”对现世的观照与批判的力量。“内圣”之学，是在存在与非存在、真实与虚妄、善与恶之间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批判思辨精神，是改造社会现状必不可少的张力。熊十分先生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恒转’观，实可以用作观照社会政治的一种最富智慧的方便法门。熊先生说：“宇宙从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奔趋无穷无尽之未来，正是浑然之大流，刹那刹那，舍故趋新，活跃不已，盈富无竭”。人类的自我状态的完善，包括社会的完善，不正是只有在那“刹那刹那，舍故趋新”的“恒转”，永无穷尽的变革进程中才“存在”着。我们无疑应保持着那份与“内圣”相谐和一致的理想政治的憧憬，但应该放弃由“内圣”即可开出“外王”的那种乌托邦幻想。新儒家是向人们指明走向圣洁的最道德的学问。如若认为它可以为政治提供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过分夸张了新儒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