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5日，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中心》为题，作了一次学术讲演。承蒙岸本美绪教授的好意，将我蹩脚的日文原稿加以精心润色，发表在东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杂志第五集上。该文对吴江县的盛泽镇与黄溪市、震泽镇、平望镇与同里镇、黎里镇与章练塘镇的实态，特别它们的商业功能，作了粗略的述评。在结语中指出：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乎县城与乡村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吴江是丝绸之乡，丝与绸的集散地是震泽镇、盛泽镇，而不是县城，此外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等的工商业也要比县城昌盛得多。因此，吴江县如果没有盛泽等市镇，几乎没有吴江经济发展可言［①ａ］。
相隔十年之后，1996年10月18日至21日，我陪同日本鹿耳岛经济大学田尻利教授、神户甲南大学稻田清一助教授，赴吴江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看到了江南一般县级档案馆十分罕见而又数量庞大的历史档案。这些从晚清到民国时代的文书档案，令我辈大开眼界，加深了对江南中心市镇商业运作的动态认识，并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撰写成文，公诸同好。
 
一、机户、绸行、绸领投与市场
 
吴江县在明清乃至民国时代以盛产丝绸闻名于世，震泽的丝，盛泽的绸，各领风骚数百年。
地滨太湖，位于吴江县治西南九十里的震泽镇，四乡居民“以蚕为业”，农家“颇善治丝”，所缫之丝，较他处更光白，细者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稍粗者多用以织绫，俗名绸丝。四乡农家所产经丝、绸丝集中于镇上丝行，由丝行转售各地客商，行销全国，出口海外，其繁荣程度并不亚于邻近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②ａ］。
位于吴江县治东南六十里的盛泽镇是后起之秀，直至明初仍是一个村落，嘉靖年间才成为一个居民百家的小市，明末清初发展成“以绫绸为业”的大镇，“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乾隆时可与苏州阊门繁华商业区相媲美，“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万金至者无虚日”［③ａ］。
震泽镇的丝业，盛泽镇的绸业，加上同里镇，平望镇的米业，构成吴江三大经济支柱，而盛泽绸业尤为翘楚，成为全县经济久盛不衰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盛泽绸业的兴旺与否决定了全县各行各业的命运。1937年的《江南副业报告》指出：“盛泽市镇之繁华，人民之富庶，皆盛泽绸造成之。昔年兴隆鼎盛时，远近商人皆挟资赴盛泽坐镇办货，惟其行旅之繁，酒家、宾馆、舞榭、歌楼均乘时而兴，各处人士慕盛泽之繁华，亦邀宿其间。镇人又年举盛［会］，人人庆祝号台，所以往来繁盛一如都市……总之，盛泽人民之衣食，吴江四乡之富力，直接间接均由盛泽绸造成，关系特殊，为江南实业史上重要之一页。”［①ｂ］
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笔者拟对此略加剖析。
众所周知，丝是农家养蚕缫制的产品，殊不知，花色繁多、质地精良的盛泽绸，诸如绫、纺、罗、纱、绢之类，莫不出于农家手工织机。这种从事织绸的专业农户，也称机户，但他们并不是手工作坊（机坊）中的那种机户，而是个体农户。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乾隆时编纂的《吴江县志》、《震泽县志》都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②ｂ］同治年间编纂的盛泽镇志，反映的依然是这种情况：“近镇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绸绫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③ｂ］
1880年江海关帮办罗契（E.Rocher）在调查江南丝绸生产时，所反映的情况与上述记载大体一致：“盛泽丝绸的组织结构形式完全同于苏州。这里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商行，从四乡农民手中收购绸缎，农民卖掉绸匹后买回生丝再生产绸缎。（农民）织机总数接近8000台，集中在以镇为中心半径12.5公里的周围地区。”［④ｂ］罗契的这段话无疑是见闻实录，不过他的估计数字似乎偏小了一点。盛泽镇四五十里间农民都从事机织，他却说“半径为12.5公里”，此其一。其二，关于织机8000台也有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散处四乡的农民织机难于统计，当地人说得好：“盛泽织绸……皆零星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全镇究有织机若干，并无稽考，虽业中人亦不能道其详，盖乡人之居室即为其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⑤ｂ］盛泽在康熙时已是一个居民万户的大镇（包括四乡），其后人口不断增加，按每户三四台至一二台织机估计，近镇四五十里间的织机肯定超过一万台以上。另一方面罗契的考察而过于狭窄，这可从以后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佐证。1934年吴江县立蚕桑场主任孙守廉指出：“盛泽为本县绸业中心，昔年多用木机织造，近镇机户在一万以上，每机三人管理，依织绸为生者达三万人。”［⑥ｂ］由此可见盛泽四乡农村织机在一万台以上，鼎盛时代或许可能接近二万台。
四乡农村机户从事强织绸的盛况，可以从另一绸业大镇双林镇得到印证。双林镇盛产绫绢，1919年至1921年时最盛，附近各乡有脚踏织机2000多台，从事织绫绢者多至五六千人，分散于农村每家每户，年产量达240万米［①ｃ］。
这种农村副业与传统的所谓“男耕女织”截然不同，它凸显了在市场经济席卷下农村出现的新变化。农村机户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向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其生产原料——生丝——也从市场购买得来，卖绸买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形成了依附于市场的专业机户。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主业是农耕，副业是机织，实际他们的主副业早已易位，机织副业已成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下两则资料可以为证：
其一，1932年河冰《盛泽之纺绸业》指出：“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②ｃ］
其二，1946年盛泽镇商会给吴江县政府的呈文中也如此说：“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机户既散处四乡，出品恒难于一致……查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以丝织生产为主要副业。即全区商业之荣枯，亦以丝织工业之盛衰为转移。”［③ｃ］
这里揭示出了市场经济支配下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的倾向，原因在于“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在于纺绸”，无怪乎这种农民被称之为“机户”。重织轻耕的结果，农田耕作转给了外来客籍人。请看新编《盛泽镇志》所提供的信息：“盛泽农村，土著乡民多事机织，大部分农田归客籍人耕种。客民中务耕者，多来自温州、台州、处州及绍兴等地，尤以绍兴为多。”［④ｃ］
这使我产生两点联想。第一，盛泽镇南面的另一绸业中心濮院镇，四乡农民也以织绸为生，所产濮绸名满天下，农家经营重心集中于丝织业，而以农耕为副。每当蚕桑丝织繁忙时，田事常雇石门、桐乡农民相帮。沈廷瑞《东畲杂记》说：“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⑤ｃ］其二，这种市场经济渗透下农村出现的新经营方式，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南模式”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