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88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代。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说：1870年代至1920年代，为时50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于是辑里丝价雀飞，蚕桑业愈盛”［①ｆ］。
领近湖州的震泽镇在明中叶至清中叶，以出产“苏经”闻名遐迩。所谓苏经，是指供应苏州地区机户织缎用的经丝，经营此类经丝的牙行称为苏经行。晚清以降，震泽的经行发生分化，在传统的苏经行之外，新增了以经营外销业务为主的洋经行，以及以广东为销售对象的广经行。据1919年的调查，全镇共有苏经行50余家，洋经行20余家，广经行5家；每年的销售量：洋经行五千至一万余担，苏经行八百至一千余担，广经行二百至六百担［②ｆ］。可见震泽丝是以出口为主的。
据1930年代调查，震泽镇“所产之丝大多为苏经、丝经。丝经或称辑里丝，多销洋庄及南洋、印度等地……该镇大小丝行约十余家。四周附近各地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余户，多系农家副业，由妇女任之”［③ｆ］。1946年江苏农民银行吴江分行震泽办事处主任陈汝霖所撰《震泽蚕丝业调查概况》指出：“（震泽镇）经营辑里丝运销之商行可分为两种：乡丝行与干经行。农民将自产之土丝售于乡丝行，均系现款交易；乡丝行略加整理，趸卖于干经行……其上级者运往上海销售洋庄（以花旗庄最多，他如印度、法兰西、英国亦有），次劣者销于杭州、上海、盛泽、丹阳各用户……”［④ｆ］
南浔镇则更胜一筹，不仅开湖丝销售洋庄风气之先，而且几乎操纵湖丝的出口业务［⑤ｆ］。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由于这种关系，盛泽镇丝行的营业范围仅限于本镇四乡织造用丝的购销。丝的来源可分为三路：
第一、南路丝——以嘉兴、海宁为代表，其丝绞或角大，又称“团瓜丝”；
第二、西路丝——以震泽及吴兴（即湖州）、德清为代表，其丝绞或角小，又称“尖瓜丝”；
第三、北路丝——以吴县、无锡为代表［①ｇ］。
这种状况是可以得到印证的。1924年7月11日《新盛泽报》刊登君宜《盛泽罪言》，称：“绸为吾镇一大商业，因之丝市亦联带起色。顾吾镇为用丝区域，故伊等每向王店、濮院……等处贩售。每至新丝上市则四出竞买。大的行家，每至趸货几万元，诚哉为一大商业……遇乡民之确系机户者，强贷以丝，然而价已较为昂贵多多，乡民因赊贷之便，亦乐用之”［②ｇ］。以后的情况大体如此。“（盛泽）向以织绸为唯一生产事业，故有‘日出万绸’之称。丝之来源，为浙之来源，为浙之嘉兴、王店、硖石、濮院、新市等处”［③ｇ］。“（盛泽）织绸经纬所用之丝，都来自嘉善、平湖、石门、桐乡、木渎、溧阳等处，所以江浙所产之丝，亦视盛泽为大市场也”［④ｇ］。
江浙各地的土丝源源不断地向盛泽集聚，由丝行另售或赊贷给机户，一种通常的方式是由绸领投出面向丝行担保，机户赊贷到丝，织成绸匹出售后，再补交丝款。对于丝行而言，以低价吸纳丝货，有时趸货达数万元之巨；而一般丝行均为小本经营，没有大量资金现纱，必须仰赖金融机构——钱庄与后起的银行——的信贷。
丝货的集散与绸货的集散相比，毕竟小巫见大巫。《江苏省鉴》说：“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间，畅销国内各地，南洋各属及欧洲各处，实为吾国特产之一。”［⑤ｇ］据１９２３年的统计，盛泽镇绸行营业额约有一千余万元之谱，分别销售全国各地及海外，比例大体如左：
广东        60％
朝鲜        10％
长江各埠    20％
上海苏杭    7％［⑥ｇ］
1934年吴江县县长徐幼川的视察盛泽绸业报告也指出：盛泽绸的年销售额达百万匹以上，“三五年前，价值约近一千万元之谱”，具体销路为：长江一带汉口、长沙、四川，及福建、广东、平、津、沪、杭，远及南洋群岛［⑦ｇ］。
如此大进大出的巨额交易，没有金融机构的介入，是难以想象的。《吴江丝绸志》写道：“盛泽丝绸业与金融业之间关系至为密切，以丝绸为依托的金融业的形成也比较早，《盛川稗乘》（按：撰者为鹤樵居子——引者）曾记述太平天国军队进驻期间即设有‘公估钱庄’，其后苏州、嘉兴钱庄均来分设。早期金融业务限于钱兑活动。往昔盛泽绸市建立在农村家庭织造手工业基础上，每天上市落市都需大量现钱，在丝行、绸行、领投、机户之间流通。”［⑧ｇ］
情况确实如此。按当地的交易惯例，“当机户送绸时，即须给付绸价，至绸脱售后，（绸行）再行结账，故领投须先垫本，且机户当年初开机时，须向领投预借本钱。而绸行与领投交易，必逢月之三日、十八日始行付款，且只付已成交货价银之三分之一”［⑨ｇ］。绸领投多是小本经营，不依赖钱庄，势必寸步难行。30年代盛泽镇上有一百三四十家绸领投，资本少者约百余元，多者也不过万余元，“流动资本大概从钱庄借来”［①ｈ］。
因此，盛泽金融业与丝绸业是荣辱与共的。20年代中期《新盛泽报》称：“‘钱业’历年以来，日见发达……去年（即1923年）营业统计约有五六十万，总共盈余六七万元”［②ｈ］。1924年7月11日《新盛泽报》刊登“盛泽金融界概况，”提供了以下几点信息：
１．盛泽镇是丝绸荟萃之地，全年营业额有数千万（元）之盛。而能货币流通，转输便利，全是靠着金融业的调剂；
２．盛泽镇上有钱庄8家，承担丝绸交易的垫款业务。另有嘉兴中国农民银行分设的办事处，承担推销钞票、贴现、抵押放款等业务；
３．钱庄每逢阴历初三、十八两天，照例预备巨大款项，以应绸商之需（因为绸行与绸领投的交易约定每月初三、十八两天结账付款）。上午发出的款项，到下午即有回笼（即各绸领商收得绸款后，除付各机户外，余款仍存于钱庄，故曰回笼）［③ｈ］。
盛泽绸业持续兴旺，每天的交易额往往达到令人咋舌的数字，如1946年外地客商到盛泽镇采办绸货，每天的交易额约在五六千万至一亿元，所需款项均由各地商帮先交京沪苏杭等地盛泽绸行的分行（庄）或联号汇抵盛泽［④ｈ］。这就意味着每天要从盛泽镇运出价值五六千万至一亿元的绸货；绸行必须不间断地收购绸货，而这又以大量流动资金为保障。这一年六月份，江苏省农民银行吴江分行在盛泽发放的储押贷款达七千余万元（绸行以绸匹、生丝为储押物）［⑤ｈ］。与每日交易额五六千万至一亿元相比，一个月的贷款七千余万，只是杯水车薪。于是银根普遍吃紧，盛泽镇上高利贷甚嚣尘上。以月息计，银行18％—9％；钱庄21％—12％；地下钱庄27％—15％；一般暗息30％—24％。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专门从事拆息的“掮客”，以高于银钱业的存款利息，把民间零星资金集中起来，以高利贷给急需用钱的单位，从中渔利［⑥ｈ］。
典当业也乘虚而入，以丝货作抵押给小本经营者贷款，一旦抵押者不能按规定赎回，典当便把抵押的丝货没收，然后在市场上出售。1926年3月21日《新盛泽报》上揭载了这一动态，一篇题为《丝业整顿》的文章谈及丝业一落千丈时，指出：“白拉私贩充斥于市，典业又将没丝零售机户”；一篇题为《丝典两业发生交涉》的报导，如此写道。“日前丝业公会调查员，在途查见某某等机户所携之丝，共值百元左右，并无官印票头，显系私贩。询其来历，始悉系昌盛、兴盛两典（铺）售出，当即扣住。邀请全体同业，在蚕皇殿开会，讨论办法。典业亦派丁、姚二代表到会，承认此丝系二典售出，并声明本年满期之丝甚多，不愿贱价划出，故零售机户，以保血本。”《新盛泽报》为此发表时评，表明舆论界的态度：典业罚没的丝货，直接零售机户，理由似欠充足［⑦ｈ］。但只要有关行号有向典当抵押贷款的需求，则此种状况难以抑止，似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实力雄厚的绸行商人插手金融行业。晚清时期李晋记绸行的老板李璞山，以五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