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商各业与会馆、公所、公会
丝绸两业的持续繁荣，带动了市镇各行各业的景气，吴江县各市镇上都有数以百计的商店，密集于方圆不过数里的街区之内，熙攘往来摩肩接踵的人流，交织成一片繁华的市场景象。
据１９３５年的统计，吴江县城松陵镇，有南货茶食纸烛业４４家，估衣业１５家，国药业２１家，鲜鱼业２４家，面粉业１７家，旅馆业１３家，菜馆业２５家，鲜肉业５３家，共计２１２家；同里镇有酒酱业５８家，烟纸业１２１家，线业７家，腌腊业１６家，绸布业１７家，茶叶业２１家，共计２４０家；盛泽镇有丝业６９家，烟纸腊烛业４４家，绸领业５０家，糖北货茶食业２２家，钱业７家，洋广杂货业４４家，钱业７家；米业１７家，鲜肉业２２家，煤炭业家２０家，绸业６９家，蜡线业７家，绸布业１１家，国药业９家，银楼业７家，面饭业１５家，成衣业２０家，挂面业１９家，共计４７５家；震泽镇有丝经业２１家，肉业１０家，肥料业７家，米业９家，烟纸业２１家，绸布业９家，油酒酱业１８家，洋广货业８家，茶叶业８家，花絮业９家，国药业８家，衣业７家，面粉业１０家，南货业１９家，丝吐业２１家，腌腊业９家，苏经业８家，茶馆业１１家，共计２１３家［②ｉ］。与其他档案资料相比较便可发现，这一调查表所提供的数据是不完备的。即使如此，各镇商业盛况之一斑已显然可见。
１９４６年《江苏省吴江县各种人民团体概况表》所提供的数字就比较完整。试以盛泽镇为例，该镇有棉布业２５家，糖北货茶食业２１家，丝经业６２家，新药业１２家，酒酱业３４家，米粮业４４家，绸布新衣业１０家，百货业１５家，鲜肉业２０家，腌腊业１８家，面饭菜馆业３８家，国药业１３家，旅馆业１５家，茶叶业７家，桐油磁席业１６家，纸烛业５１家，绸业８９家，绸领业６８家，肥料业２１家，电机丝织业５９家，机切面业１６家，豆腐业１６家，共计６７０家［③ｉ］。
其中属于牙行的绸行、绸领行、米行已列入上述调查表，另有树柴行（１９家）、鱼蟹行（８家）、猪行（２家）、砖瓦行（３家）、粮食行（２家）、糠麩行（１家）、水果行（３家）、八鲜行（１家）未列入上表［④ｉ］。如果一并计算，则盛泽镇上工商各业字号已突破七百家大关，实在非同小可［⑤ｉ］！远非一般县城乃至府城所可比拟。其中固然有不少规模较小的“夫妻老婆店”，但也不乏资金雄厚规模宏大的大型字号。
如按注册资本多寡排列，盛泽镇上资本在四百万元以上的大商号可列为表１（见下页）。
需要说明的是，盛泽镇上资金雄厚的绸行、钱庄未在“商业一览表”统计之中，否则资本额领先的决不会是腌腊业、米业、棉布业的巨头。不过上述资本额４００万元以上的大商号决非等闲之辈，同表所载的６２家丝行，资本多在二百几十万至５０万元之间，两相比较，资本４００万元以上商号的实力便凸现而出了。
资料来源：《吴江盛泽商业一览表》（１９４６年８月），《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盛泽镇专辑（二）》第３６９—３８２页。
明清时代，在各经济中心地都有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的出现。盛泽镇作为一个万商云集之地当然也不例外，从清初以降，先后建立了金陵会馆、济宁会馆、徽宁会馆、济东会馆、华阳会馆、宁绍会馆、山西会馆、绍兴会馆；其后又兴起了绸业公所、丝业公所、领业公所、钱业公所、米业公所，主宰着盛泽镇绸、丝、领、钱、米五业的经济活动［①ｊ］。
从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过渡到工商业同业公会，是一个经济近代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清末的上海已初见端倪，把先前的会馆、公所改建为工商业同业公会，诸如洋货商业公会、豆米同业公会、棉业公会、银楼新同业公会之类。１９２９年《工商同业公会法》、１９３０年《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先后公布，把这种近代化的进程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②ｊ］。
吴江县各市镇的工商同业公会的建立，便是这以后的事。１９３１年建立了丝业、绸业、绸领业、钱业、米业、烟纸蜡烛业、糖北货茶食业、洋广杂货业、线业、鲜肉业、煤炭业、绸布业、国药业、银楼业、面饭业、蜡线业等同业公会，以后又增加了成衣业、挂面业等同业公会。
１９４６年的调查显示，盛泽镇有２２个工商同业公会。请看表２。
资料来源：《江苏省吴江县各人民团体概况表》（１９４６年６月８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２．２．０２０４。
同业公会的宗旨是“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弊害”［①ｋ］。从这些同业公会的月报表可知，同业公会有经常性活动，以体现其宗旨。如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５日南北货商业同业公会会议的议题是：“近查会员出售南北货市价时闻发生参差，应如何整顿案”；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５日绸商业同业公会会议的议题是：“绸厂货品近来直接运销外埠，逃避地方自治费一案”。１９４７年９月绸商业同业公会月报表，其计划要点为“制止同业抬高货价竞收，俾可稳定市场”，实施进度为：“通函各会员遵守”，重要议案为“炼坊、轴坊为原料工食暴涨，要求加价一倍，应如何对付案”，决议为“为体恤坊司起见，精炼酌加九成半，余再商定照加”［②ｋ］。
工商业同业公会的这种功能，协调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保障了市场的持续繁荣。此外，同业公会在维护本行业利益方面，也能起到个别行号无法体现的作用。例如绸领业，早在绸领业公所时期，就多次为“整顿佣金”，“查禁同业及非同业在船埠、茶肆内争收机户绸匹”，派员调查“白拉私贩”、“典业没丝零售机户”等违规事项，有所作为［③ｋ］。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１日，盛泽镇绸领业同业公会由于织绸运销合作社成立，机户相率入社，另辟销售渠道，致使绸领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致函吴江县政府进行申诉：“敝业与机户往来已久，情感素深，苟机户有福利可图，敝业虽损失甚巨，亦为之色喜。而熟知事实有大不然者，合作社对于机户实有种种扣息、包佣情事……查合作社出立期票，实违背票据法之规定，而扣息、包佣尤属违章牟利。”［①ｌ］绸领业毕竟历史悠久，在机户与绸行的仲介运作中成效卓著，一旦运销合作社插手其间，势必搅乱正常商品流通渠道。从绸领投与绸行相依为命，一直苟延残喘到１９５５年同时关闭，人们不难察知绸领业较之合作社孰优孰劣了。
比公所、公会资格更老的会馆，兼具同乡会与行会的双重功能。如前所述，盛泽镇自明末清初以来优质绸缎名闻海内外，四方客商纷至沓来，采购贩运，在绸业公所还未建立之前，已有各地商帮的会馆出现。此后，由于绸业公所的建立，先前各地商帮会馆协调经营贸贩的功能日渐消失，会馆也渐次萧条。１９２３年６月１日《新黎里报》颇为深切地道出了此中缘由：“盛泽以出绸著名，曩昔之时，四方商贾之辇金至者无虚日，故会馆遍全镇，如山西、济东、绍兴、徽州、华阳、金陵等，类皆规模宏大，建筑华美。以此伎船画舫，丛集山圹，征歌选舞，亦盛极一时。数十年来，绸行风起云涌，相继创立者六七十家，于是购绸者佥相绸行函购，无亲自者。所建会馆，遂鲜人居，为日既久，摧败零落，非复旧观。回首当年，如谈天宝故事矣！”［②ｌ］此其一。
其二，不少外来客商在盛泽站稳脚跟，由行商转化为坐贾，自己开设绸行，经营贩卖业务，根本不必仰赖昔日的会馆了。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盛泽镇晚清至民国时代灸手可热的商界巨头汪访庐、汪鞠如父子。汪访庐，徽州人，祖父汪雍斋嘉庆年间贩卖丝绸，往来于王江泾与盛泽之间。后以经营获利，改而为坐商，在王江泾创建福昌绸庄（行）。１８６０年王江泾”毁于兵燹，汪氏把绸庄迁至盛泽。父叔去世后，由汪访庐兄弟继承，改牌号为汪永亨绸行。因经营得法，汪氏兄弟不但在上海建立分庄（行），还另设信记、成记、正记等下县庄。至此汪永亨绸行已执盛泽绸业之牛耳。其子汪鞠如，推行技术革新，使所办绸行及分号业务突飞猛进，号称拥资６０万两（白银）。汪鞠如本人因此两度出任盛泽商会会长［③ｌ］。
盛泽镇工商各业中有一行业，不在上述同业公会及其所属行号之列，它们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练坊（亦写作炼坊），染坊，轴坊（即踹坊），特别值得注意。
机户所织之绸，质地生硬，俗称生绸，必须进行加工整理方可销售给客商。第一道工序是由练坊练成“熟货”（即把生绸练成熟绸）。按当地惯例，每天午后练坊派人到各绸行接运待练绸缎，完工后再送回。第二道工序是由染坊染色。第三道工序是由轴坊（踹坊）滚压平正。于是盛泽绸才成为完品，可以销售上市。
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浙江绍兴人，“团结力极形坚固，而又极守行规”。１９３４年镇上有练坊１４家。染坊９家，轴坊３０余家［④ｌ］。到了４０年代，练坊工业同业公会共有练坊２３家，资金额５９００万元，拥有工匠二三百名［⑤ｌ］。估计染坊、轴坊也有相应的增长。
外来的绍兴人除经营练、染、轴业外，还经营快班船、信局等业。由于盛泽农村土著乡民多事机织，大部分农田归客籍人耕种，此种客籍人有温州、台州、处州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以绍兴人最多。因而盛泽这个五方杂处之地，绍兴人成为外来移民中仅次于徽州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ｌ］。
四、茶馆业、航船业的市场角色
吴江县档案中有一份关于１９４６年全县各市镇茶馆营业状况调查表，并不起眼，却包含着极丰富的市场信息。县城松陵镇有茶馆２３家，八坼镇有茶馆３５家，同里镇有茶馆２４家，盛泽镇有茶馆４５家［①ｍ］，黎里镇有茶馆３１家，震泽镇有茶馆３０家，芦墟镇有茶馆２５家，莘塔镇有茶馆１０家，北厍（厍是江南地名常用字，读作舍）镇有茶馆十家，严墓镇有茶馆３家，横扇镇有茶馆１６家，梅堰镇有茶馆１４家，平望镇有茶馆１７家，庙港镇有茶馆８家，吴娄镇有茶馆２家［②ｍ］。
这个调查表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茶馆的密度极大，如按吴江总户数１１０８５４（１９４７年）平均，则每３６５．８５户有一茶馆；如按城镇户数２０８０１（１９４９年）平均，则每６８．６５户有一茶馆［③ｍ］。第二，看似巧合的是，各镇茶馆数的多少，大体反映了该镇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这并非吴江县的特例，长江三角洲的市镇大多如此。笔者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曾就此作出分析：“在市镇的运转过程中，茶馆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饮茶聊天的处所，而是兼具信息、娱乐、赌博的多种功能，是市镇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因为这个缘故，市镇上茶馆之多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太仓的璜泾镇，‘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茶肆倍之’［④ｍ］。璜泾并非大镇，东西二里，南北一里，镇民数千家，茶馆倒有近百家，是令人吃惊的。不过这并非特殊情况，嘉兴的新塍镇有茶馆八十八家，王店镇有茶馆六十五家，新篁镇有茶馆四十家［⑤ｍ］。于此可知市镇虽小茶馆不少，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如果茶馆仅仅是茶馆，它不能满足市镇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那么就不可能大量并存于一个市镇的弹丸之地。”［⑥ｍ］
盛泽镇的经济在吴江各镇中首屈一指，其茶馆数也遥遥领先，反映了在繁忙的商品交易、公共关系、社会活动中，茶馆承担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致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茶馆，那么市镇的市场机制便不完备，其运作便难以想象。
兹将盛泽镇茶馆列表３。
对于这一档案资料，可作如下的历史诠释。
第一，盛泽镇茶馆的分布密度非常之大，该镇一向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说［⑦ｍ］。这些茶馆大小不一，最大的得意楼有８０桌，最小的明福楼仅１桌，全镇共有茶桌６８１桌。江南茶馆所用茶桌，通常是正方木桌，俗称“八仙桌”，每桌可坐八人。按每天早茶、晚茶（午茶）两市计算，客满时每市可同时接待茶客５０００余人次。生意如不景气，势必只有关门倒闭。然而盛泽镇的茶馆非但没有倒闭，到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反而由４５家增加为４８家［⑧ｍ］，足见茶馆的功能在这个商业中心是得到充分体现的。
第二，盛泽镇茶馆业如此兴隆，必有深厚的经济背景。据笔者对江南市镇茶馆的考察，此类茶馆是一个信息中心，也是一个探听行情、洽谈交易的场所。刘大钧在调查本世纪三十年代湖州经济时，对茶馆作了这样的描述：“乡间男子除在农忙及养蚕时期外，每日生活大约须耗其半日光阴于此（按：指茶馆——引者）。晨起后，俟航班开行，即附船上镇。除在船上须耗去几许时间外，到镇后即步入茶馆，集相识者于一隅，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本地新闻，茧丝价格以及年成好坏等等，均为主要谈话材料。在茧丝新米上市之时，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因而经营茧、丝、米或其他产品之掮客，亦往往出没于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①ｎ］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盛泽镇也不例外。它是一个绸、丝的集散地，每天都有巨大的人流、物流，需要有一个歇脚、洽谈、交易的场所，茶馆便是这一功能的理想体现者。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新盛泽报》在关于绸领业公所整顿佣金的新闻报导中，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同业及非同业在船埠、茶肆内争收机户绸匹”［②ｎ］。可见绸领投与机户洽谈生意、收购绸匹是在茶馆中进行的。新编《盛泽镇志》在专论与丝绸有关的其他行业时，指出：“盛泽镇之茧商、丝商在茶楼上设座洽谈生意，收购近处村坊（如梅堰秋泽村、坛丘南塘村）的丝经”［③ｎ］。可见生丝交易也在茶馆中进行。因此，只要盛泽镇上绸丝交易保持景气，数量众多的茶馆是决不会没有生意的。各色人等赶到熙熙攘攘的茶馆中吃早茶、午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行为，而是一种经济行为——目的在于探听市价行情，做成一笔生意。
资料来源：《吴江县第三区盛泽镇茶馆营业状况调查表》（１９４６年４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４５。
第三，茶馆既具有此种功能，吸引着市镇上的三教九流，这个信息中心在特定社区中具有某种权威性，因而又成为一个仲裁中心。如遇纠纷，双方并不向官府诉讼，而是以茶馆为断定是非曲直之地。于是便有所谓“吃讲茶”的习俗：“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吃讲茶”［①ｏ］。盛泽镇的情况也是如此［②ｏ］。
第四，茶馆是一个休息、消遣场所，江南民间最为流行的苏州评弹（评话、弹词）的演出场所就是茶馆。盛泽镇一向有“书码头”之称，最盛时书场有十家之多，大多由茶馆兼营。江浙一带评弹名家如夏莲生、魏钰卿、夏荷生、薛筱卿、也是娥、杨炳奎、徐云志、严雪亭、张鉴庭、范雪君、朱雪琴、徐丽仙、金声伯等，都曾在盛泽镇的茶馆书场献艺［③ｏ］。这不仅为追逐财利的生意场增添了一抹文化色彩，也给那些为生计而奔忙的人们提供了最大众化的精神调剂。
盛泽镇是绸的集散地，绸的生产者是散处四乡乃至邻近地区的机户，他们把织成的绸运至盛泽镇，又从镇上丝行购回生丝。而盛泽并不产丝，须从邻近地区把丝不断地向这里集中。因此盛泽镇与周边地区四乡八邻的交通网络显得十分重要，这一功能的承担者便是航船业。
一份1946年吴江县航船申请登记表向人们展示了航船业的运营状况。兹略举数例于下：
１、严墓至嘉兴快班
航线——严墓途经新塍、九里湾至嘉兴；
载量——装货一吨半，乘客二十名；
船费——货每担一千元，客票每人三百元；
班次——每日早晨八时开，隔日班。
２、严墓至乌镇当日转回班
航线——严墓途经朱家渡至乌镇；
载量——装货一吨，乘客十名；
船费——货每担二百元，客票每人二百元；
班次——每日早晨八时开。
３、严墓至盛泽转回快班
航线——严墓途经南麻、坛丘至盛泽；
载量——装货十五担，乘客二十名；
船费——货每担二百元，客票每人六百元；
班次——每日早晨八时开，当日转回。
４、公记快班
航线——震泽途经坛丘至盛泽；
载量——装货二十担，乘客十八人；
船费——货每担三百元，客票每人五百元；
班次——每日一班，十时由盛泽抵震泽，十一时返回盛泽。
５、沈家船福记
航线——盛泽途经平望、北坼、吴江至苏州；
载量——装货二吨，乘客六人；
船费——货价依重量质量而定，客票每人一千六百元；
班次——每日早晨七时开，三日来回一次。
此外，还有严墓至震泽班、严墓至黎里班、震泽至严墓班、震泽至嘉兴班、震泽至乌镇班、吴江至同里班、平望至盛泽班、吴江至震泽班、吴江至黎里班等［①ｐ］。
从中不难看出，各市镇及四乡之间已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把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与市场联成一体。刘大钧关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湖州航船业功能的论述是有典型意义的：“吴兴（即湖州）各大镇市如南浔、旧馆、织里、菱湖、袁家汇、双林、乌镇以及其他较大乡村，各有定班航船，直通附近各村。船系木制，一二人搬橹，可坐十余人……每日开行一二班不等，视航途远近而定。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乡；每日均有定时，来往尚称便利……又当新丝新米上市之时，乡人卖出若干，船家例须按数量要索佣金。甚且多方要挟引诱，代为指定行家（按：指牙行——引者），借以取得特别回扣。”［②ｐ］
显然，航船不仅为乡民销售产品提供了交通，而且还卷入了市场经营，代行家招徕生意，从中获取回扣。费孝通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吴江县震泽镇近旁的开弦弓村（即所谓江村）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点。费先生指出，航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为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销售货物需要更多的技巧和有关市场知识，农民不一定具备，因此他们出售产品时需要依靠航船主。后者经常与城镇里的收购商品的行家保持联系。他了解各个行家的情况……航船主还帮助生产者按照购买者要求来包装蚕丝，以便使同样数量、质量的丝能卖到较高的价钱。生产者与航船主一起到收购人那里去，但收购人只认识航船主，他的帐上有航船主的户头”［③ｐ］。
由于这种关系，盛泽镇的绸领投在船埠“争收机户绸匹”［④ｐ］便不足为奇了。
笔者长期从事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研究，深感要深入理解江南市镇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在微观分析时，常苦于文献资料之不足，便把目光逐渐下移至清末民国时代，对若干市镇作实地考察，搜寻更为丰富多彩的资料。其本意是：由此对传统市镇的存在实态会有更真切的认识，并不奢望研究民国经济史。这种拓展视野的方法，究竟是否可取，有待于学界同仁教正。
作者：樊树志，１９３７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ａ 《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集（东京，１９８７．４），第１—１５页，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の*[广+夫]态分析——苏州府吴江*[目+木]を中心とレて》
②ａ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谷·生业；卷四，疆土·物产。道光《震泽镇志》卷二，物产；卷二，风俗。参看拙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００—２０１页，第２９４—２９６页。
③ａ 乾隆《盛湖志》卷下，古迹。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康熙《吴江县志》卷一，市镇。参看拙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２０４—２０５页，第２８７—２９３页。
①ｂ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８３９。
②ｂ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生业。
③ｂ 同治《盛湖志》卷三，风俗。
④ｂ 新编《盛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附录二，诗文杂录，第５７５—５７６页。
⑤ｂ 《经济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调查：盛泽之绸业。《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９０页。
⑥ｂ 《吴江县政》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３４年７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２９４７。
①ｃ 参看拙作《双林镇考察纪实》，载上海历史学会编《历史·国情·现代化》，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９页。
②ｃ 《国际贸易导报》第四卷第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１８７页。又赵如珩《江苏省鉴》（新中国建设学会，１９３５）谈及盛泽绸业时也指出：“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见该书第１３６５页）
③ｃ 《丁趾祥等为联名请求筹设盛泽丝织工业协会筹备会致吴江县政府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０５。
④ｃ 新编《盛泽镇志》，１９９１年版，第五章姓氏宗族，第４５１页。
⑤ｃ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引沈廷瑞《东畲杂记》。参看拙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４１７页。
⑥ｃ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①ｄ 新编《盛泽镇志》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②ｄ 《新盛泽报》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７９。《新黎里报》１９２３年６月１日，载文说：“数十年来，绸行风起云涌，相继创立者六七十家。”《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盛泽镇专辑（五）》（吴江县档案馆藏），第１３０６页。
③ｄ 吴江档案馆《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盛泽镇专辑（二）》，第３８４—３８８页。
④ｄ 同上，第３８７页。《吴江盛泽商业一览表》，见同上，第３７１—３７３页。
⑤ｄ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３．７５。
⑥ｄ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⑦ｄ 新编《盛泽镇志》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⑧ｄ 新编《盛泽镇志》第１９１页。周德华主笔《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也持此观点，见该书第３４９页。
⑨ｄ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①ｅ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②ｅ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舆地·物产。
③ｅ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
④ｅ 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５０—５３页。
⑤ｅ 《国际贸易导报》第四卷第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吴江蚕丝档案资料汇编》第２７８页。
⑥ｅ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上海，１９３３），江苏省，第八编，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⑦ｅ 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江苏分会致吴江支会训令中的附件：顾钟华《江南副业报告》，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８３９。
①ｆ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局，１９３９年版，第１２１页。
②ｆ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６４１—６４２页。
③ｆ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中国经济志》浙江嘉兴平湖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１９３５年版，附录：江苏省吴江县震泽经济概况。
④ｆ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８０２。
⑤ｆ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１２２页。
①ｇ 新编《盛泽镇志》第１９０页。《新盛泽报》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商业近况”称：南路丝每两０．６５－０．７０元，西路丝每两０．５８－０．６４元。见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９７。
②ｇ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７９。
③ｇ 《吴江县政》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３４年７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２９４７。
④ｇ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８３９。
⑤ｇ 《江苏省鉴》第六章实业·工业，第１３６５页。
⑥ｇ 《新盛泽报》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６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７９。
⑦ｇ 《吴江县政》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３４年７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２９４７。
⑧ｇ 《吴江丝绸志》第４１１页。
⑨ｇ 《吴江县政》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３４年７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２９４７。
①ｈ 《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②ｈ 《新盛泽报》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１日，《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盛泽镇专辑（五）》，第１３４３页。
③ｈ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７９．７５。
④ｈ 新编《盛泽镇志》第３２５页。
⑤ｈ 张廷良：《江苏省农民银行吴江分行业书报告书》，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８０２—４３。
⑥ｈ 新编《盛泽镇志》第３２５页。
⑦ｈ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７９。
①ｉ 《吴江丝绸志》第４１２页。
②ｉ 《吴江县政》第二、三期合刊（１９３５年７月），《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３１１—３１４页。
③ｉ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２．２．０２０４。
④ｉ 《吴江盛泽牙行业一览表》（１９４６年８月），《吴江县小城镇档案资料汇编·盛泽镇专辑（二）》第３８３—３８９页。
⑤ｉ 据１９５３年４月统计，全镇有商店６３７家，包括９９种行业，其中“夫妻老婆店”３８７家，其余２５０家，共雇佣工６９４人，１９５２年陆续关闭２６３家，新开业１０３家。另有固定摊贩３９８家，流动摊贩６００家。见新编《盛泽镇志》第２６５页。
①ｊ 参看周德华《盛泽的会馆和公所》，载《吴江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１１５—１２５页。
②ｊ 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９—１１３页。
①ｋ 《吴江县盛泽镇丝商业同业公会章程草案》（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６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３．６９。
②ｋ 《江苏省吴江县人民团体工作月报表》（１９４７年８月９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２．２．０２０４。
③ｋ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５０７９。
①ｌ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６６１。
②ｌ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８８。
③ｌ 新编《盛泽镇志》第十五卷第一章人物传，第４７４—４７６页。
④ｌ 《吴江县政》第一卷第一期（１９３４年７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２９４７。
⑤ｌ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３．６９；案卷号８．１．１８９４。
⑥ｌ 《新黎里报》１９２３年６月１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０．５０８８。新编《盛泽镇志》第十四卷第五章姓氏宗族，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①ｍ 原调查表作４６家，其中三珊园重复登录，故实为４５家。
②ｍ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１４５。
③ｍ 户口数据参看新编《吴江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四卷人口，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④ｍ 道光《璜泾志》卷一，流习。
⑤ｍ 陆志鸿：《嘉兴新志》上编，上海利国印刷所，１９２９年版，第５８—７５页。
⑥ｍ 见该书第２７９页。
⑦ｍ 新编《吴江县志》第４０９页。
⑧ｍ 朱云云：《盛泽丝绸的历史和现状》，《吴江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１０４—１４４页。
①ｎ 《吴兴农村经济》第１３３页。
②ｎ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５０７９。
③ｎ 见该书第１８０页。
①ｏ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②ｏ 费教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１页，指出“茶馆在镇里。它聚集了从各村来的人。在茶馆里谈生意，商议婚姻大事，调解纠纷等等。”所谓“调解纠纷，”即吃讲茶。
③ｏ 新编《盛泽镇志》第３６３页。
①ｐ 《吴江县航船申请登记事项表》（１９４６年４月），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１７·Ｍ·商业。
②ｐ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③ｐ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④ｐ 《新盛泽报》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１日，吴江县档案，案卷号８．１．５０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