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17頁。 
[6] 參看：裘錫圭《戰國文字釋讀二則》，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年文集》，1996年，154-158頁。案：古書所說“征”有多種含義，一種是大府之征，主要是征自農民，供軍國之用（養軍隊、官吏和刑徒）；一種是少府之征，則征自山林川澤、道路關卡和王所控制的工商業，供國君之用。這兩種“征”都不一定是以貨幣的形式，而經常是以實物和力役的形式（參看：《孟子·盡心下》：“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楚征木材，可參看包山楚簡簡140的正、背，字亦作“政”。木材之征，估計應是實物之征。裘文說“既征”是表示“已經在王那裏征過稅”，好像說買木材的人向王交納商品稅，似可商榷。 
[7] 參看：陳振裕《江陵望山一、二號墓所出楚簡概述》，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3-11頁。考釋見該文第7頁。 
[8] 見李零考釋的《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中華書局，1998年，46-49頁。 
[9] 帛書說“臣以車百五十乘入齊，※逆于高閭，身御臣以入”，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83年，37頁。該書〔注一四〕說“高閭應是齊都臨淄的城門”。 
[10] 這裏引用的《戰國策》，其國別、章次是用姚宏本，下同。
　

三 
  
“昭”、“屈”、“景”三族的來源是什麽？這個問題，過去不清楚（或者也可以說，只有一個族的來源，即屈氏本身，我們知道；其他兩族，大家不知道），現在有古文字的線索，事情才水落石出。下請分別述之： 
（一）昭。昭氏的來源，過去不清楚，現在知道是楚昭王的後代。因爲從出土文字材料看，楚昭王的“昭”（如邵王之媓鼎、簋）和楚姓氏的“昭”（如包山楚簡人名中的“昭”），[1]它們的寫法一樣，都是寫成“邵”。古文字中的楚姓“邵”就是古書中的楚姓“昭”，這點很清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昭揚”或“昭陽”，他曾在楚懷王六年（前323年）大敗晉軍於襄陵。此事是楚國歷史上的大事。1957年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啓節就是用這件大事來紀年，叫“大司馬邵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2]包山楚簡的文書部分也有同樣的紀年。[3]它們記載的這位大司馬就都是寫成“邵陽”。可見楚昭氏的“昭”本來是寫成“邵”。特別是還有一條材料，恐怕更關鍵。這就是包山2號墓的墓主，我們從該墓的占卜竹簡看，他的官職是懷王左尹，名字叫“邵※”（前？-前316年），也是以“邵”爲氏。[4]此人與屈原同時，生前患有重病，爲了祈求康復，曾反復占卜，反復祭禱。祭禱對象有神也有人。“人”是什麽呢？是他的五世祖考：“邵王”、“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5]整理者在注釋中指出，“邵王，楚昭王，公元前515-公元前489年在位。先秦時期有以王號爲後代之氏的習慣，昭王應是邵（昭）※這一支的始祖”[6]。這是非常過硬的證據。 
（二）屈。是楚武王之後，這點比較清楚。但我們希望知道的是，爲什麽從春秋到戰國，它一直都是顯族。春秋時期的楚公族，重要性最大是“鬭”、“成”、“屈”、“蒍”。[7]當時的王朝大臣，除王族之外，主要都是由這四族的顯貴來擔任。鬭氏和成氏（成氏是鬬氏的別族）是若敖（熊儀，前790-前764年）之後。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嶺楚墓曾出土過一件“克黃之升”，[8]克黃見《左傳》宣公四年，爲楚莊王箴尹（此官，據《呂氏春秋·勿躬》，是楚國的諫官），就是鬬氏家族的成員，[9]但他的氏名在器銘中並未出現。包山楚簡有“※”氏，也許就是鬬氏的本來寫法。[10]屈氏是武王（前740-前690年）之後，這一氏名在出土文字中有不少發現。[11]蒍氏（《左傳》或作“薳”），[12]舊說是蚠冒（前757-前741年）之後，現在看來，也許是熊嚴（前847-前838年）四子中的第三個兒子，即叔熊（或叔堪）的後代。[13]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嶺和徐家嶺的楚墓就是這一氏族的墓地。其中包括康王令尹蒍子馮和其配偶的墓（下寺三組墓）。[14]這一氏名有三種寫法，一種從邑從爲，疑與“蒍”相當；一種從邑從正反雙虎，疑與“薳”相當；一種從邑從化，則可能是第二種寫法的別體。銘文也叫“楚叔之孫”。[15]這四族當中，鬬、成、蒍三族，資格比屈氏老，地位比屈氏高，但爲什麽到了戰國時期，維持大族地位不衰只有屈氏，這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三）景。景氏的來源，過去也不清楚。因爲如果說它是出自王族，楚國並沒有一個楚景王，如果說它是某個著名大夫的後代，好像也沒有線索。現在借助古文字材料，我們才終於明白，它就是楚文字常見的姓氏“競”字。競氏在包山楚簡和楚國銅器、楚國璽印中都有發現，[16]過去，我們以爲它就是《姓苑》等書中的竟氏。[17]徐全勝先生在考釋包山楚簡中的競氏時，也是這麽看。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去這一解釋，他還有另一種考慮，“復疑競氏即文獻之景氏”。[18]現在看來，他的後一種考慮才是正確的。因爲我們已經知道：（1）楚平王的諡名本來是作“競平”；（2）“競平”的“競”字，根據諡法命名和文字通假的慣例，正好應該讀爲“景”。其證據是，1973年湖北當陽趙家湖楚城遺址1號台基出土過一件青銅甬鐘，銘文作：“秦王卑命，競（景）平王之定救秦戎”。[19]這件銅器應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如何斷讀和考定其時代，學界曾有爭論。但現在根據新出楚簡，我們可以確認，銘文中的“競（景）平王”就是古書中的楚平王。平王稱爲“競平王”，其實是用“雙字諡”，情況同于楚惠王之稱“獻惠王”，簡王之稱“簡大王”、聲王之稱“聖（聲）※（桓）王”，襄王之稱“頃襄王”，考王之稱“考烈王”。[20]由此，我們才終於明白，楚文字中的“競”氏，其實也就是古書中的“景”氏。它的來源是楚平王諡號中的“景”字。昭氏和景氏都是來自春秋晚期的楚王，而且是名聲不佳的楚王。他們的後代爲什麽在戰國時期最顯赫，這也是耐人尋味的事情。 
  
四 
  
上文所述昭、屈、景三族，“屈”是老牌貴族，早在春秋時期就很顯赫，與“昭”、“景”不同；“昭”、“景”是新興貴族，它們的出現比較晚，立族當在戰國初年。楚國貴族很多，但到戰國時期，爲什麽只有這三族最得勢，原因可能很複雜。現在我們的考慮還很不成熟，這裏只能講點粗淺的體會。 
（一）我們先談屈氏。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春秋時期，楚公族之大首推鬬、成、屈、蒍。這四族的命運是，春秋早期和中期（若敖至康王），鬭、成最顯赫，當時王朝大臣多出二族。但莊王九年（前605年），楚“滅若敖氏之族”（《左傳》宣公四年），首先衰落的正是鬬氏和成氏。[21]比起鬬氏和成氏，春秋早中期，蒍氏的地位要差一點，但也很重要，他們在王朝任高官的也不少，僅次於鬬氏（比如莊王時的名相蒍敖〈即孫叔敖〉就是出自這一族）。特別是鬬氏和成氏衰落後，楚國一度由王族專政，而由蒍氏和屈氏輔之，蒍氏的地位更有所提高。[22]楚共王時，王朝大臣多出王族，康王初年也是如此。康王九年（前551年），王殺令尹子南，剪除王族中的權貴，起用薳子馮任令尹，蒍氏（薳氏）才代替鬬氏，成爲王族之外最大的貴族。整個春秋時代，屈氏的地位比鬭、成、蒍要低，他們的成員，只有屈建當過令尹，其他多是擔任莫敖。[23]但四族之中，到戰國時期還能維持大族地位而不衰，只有屈氏。屈氏的碩果僅存、後來居上，當與其他三族過早消耗於權力角逐，而屈氏始終不是鬥爭焦點有關。[24] 
（二）我們再講一下昭氏和景氏。 
戰國時期的昭氏和景氏，它們是來自春秋晚期的楚昭王和楚平王。平王和昭王是父子關係。他們在楚史上的角色很有意思。披讀楚史，我們不難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