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面这些原因外，本人认为，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还有一些非策略性因素（指那些对选举过程有影响、但难以控制的因素）也起到了左右选举结果的作用，其中某些因素甚至还转化成了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主要是：

　　1.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着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心态。

    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一方面，人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尚未完全定型，不成功的社会激进变革使社会意识发生分化和对抗，这是导致总统选举争夺激烈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对苏联社会的失败和种种弊端仍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这点构成了社会大多数人的主导意识，并由此形成了社会主流意识。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何以竞选激烈但叶利钦却最终获胜的根本原因。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的选民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表示其对现政权的不满，但并不表明他们赞成恢复旧制度。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正是抓住了大多数选民希望社会稳定、不愿发生大的社会逆转的心理，利用宣传媒介，连篇累牍地指责俄共掌权后将恢复“专制”体制，甚至大肆宣传“共产党人准备乘总统选举之机非法夺取政权”。而俄共领导人没有意识到选民的这种矛盾心态，反而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反复强调：俄共取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要就是否恢复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还提出要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民主派”推行的全面私有化政策。俄共的这些主张正好成了所谓“要回到过去”的最好脚注，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2.议会选举的结果客观上为叶利钦的当选创造了条件。

    1995年年底议会选举后，一些曾对叶利钦蝉联总统职位构成威胁的人物，如亚夫林斯基、日里诺夫斯基等在民众中的影响下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竞选总统的实力，只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可以与叶利钦为争夺总统宝座进行一番较量。这种状况对叶利钦竞选连任非常有利。一方面，他可以为自己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与某些候选人达成利益交换，共同对付俄共，以增加其获胜的砝码。事实上，在第二轮投票时，叶利钦正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才问鼎成功的。

　　相反，对俄罗斯共产党来说，虽然在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在选民中有一定影响的政府反对派“亚博卢”集团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拒绝在竞选中与俄共合作。所以，在整个总统大选期间，除了自己的固定选民和来自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的支持，久加诺夫一直是“孤军奋战”，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同盟者。

　　3.俄罗斯70%的选民投票率决定了最终的选举结果。

　　总统选举前，俄罗斯有关民意调查机构根据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总统选举时选民投票率高于60%，叶利钦就有望取胜，反之，俄共上台的可能性就会增强。他们作出这种预测的根据是：1995年议会选举时选民的投票率为60%，所以俄共取得了胜利。俄共的社会基础比较稳定，其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也不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久加诺夫的选民人数不会有大的变化，还会是这60%参选选民中的大部分。而其余40%选民则处于游离状态，这些选民一般比较散漫自由，随意性大，对政治也相对冷漠，所以能否争取这部分选民参加投票，就成了叶利钦能否获胜的关键，而且选民的投票率越高，叶利钦获胜的希望也就越大[4] [5]

    该民意调查机构的分析和作出的预测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在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曾把动员选民参加投票作为它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根据选举结果，在这次总统选举中，两轮的投票率都接近了70%。应该说，叶利钦的获胜与选举时选民极高的投票率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所有列举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对1996年总统选举产生了影响，选举的结果其实就是这些因素在总统选举这一特定时期合力作用的真实反映。

　　(三)俄共的势衰时期。这一时期从1996年总统选举后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叶利钦的整个第二任期和普京当政以来这段时间。它的特点是：俄共对政权的挑战能力逐渐减弱，党内开始分化。

　　1996年总统选举的失利打断了俄共分阶段夺取政权的计划，一向以“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自居的俄共走进了它发展的十字路口。为适应选举后俄罗斯新的社会政治形势，避免再次同现政权发生直接政治对抗，从1996年年中至1999年年底，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领导层适度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暂时放弃“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激烈的政治口号，对现政权采取了一种“妥协+对抗”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接受叶利钦的倡议，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参加的“四方会谈”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圆桌会议”；利用执政集团内部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在议会表决中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各项提案，而且还赞同俄共代表马斯柳科夫等人进入普里马科夫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俄共又站在议会反对派的立场，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联合议会其他各派力量，以通过否决案的方式迫使总统作出了部分让步，并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利用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发起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和有关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

　　然而，俄共领导人针对现政权的这一政策调整却遭到了俄共党内来自“左”、“右”两派势力的激烈反对。以彼得罗夫斯基、伊柳欣和马卡绍夫等为代表的党内激进派指责俄共领导人是在搞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而持“右”倾观点的谢列兹尼奥夫、波德别列兹金和马斯柳科夫等人则主张在目前形势下俄共应放弃对抗思想，扩大与政府的合作[5] [6] 这期间，观点对立的两派还在俄共党内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政治派别。其中，激进派中的彼得罗夫斯基成立了“列宁—斯大林纲领派”、伊柳欣与马卡绍夫组建了“支持军队运动”；在持“右”倾观点的派别中，波德别列兹金等人创立的“精神遗产运动”很有影响，近两年俄共党内又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由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领导的“俄罗斯运动”[6] [7] 这些党内派别的出现不仅在俄共内部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同时还引发了俄共组织上的分化。在1998～1999年的政府危机中，俄共内部的这种分化显现了出来。

    1998年3月23日，叶利钦突然下令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基里延科为新总理。但他的提名遭到了以俄共为首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普遍反对，议会两次投票予以否决。在关键的第三轮投票前，俄共召开紧急中央全会，要求俄共议会党团成员拒绝参加投票。但是，在投票当天，素以组织性强著称的俄共党团出现了分裂，一半以上俄共议员违反俄共中央决议，以个人名义参加了投票，而且其中的很多人还投了赞成票。结果，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以微弱多数获议会批准。无可否认，部分俄共议员的赞成票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

　　随后，在1999年议会选举前，“支持军队运动” 和“精神遗产运动”表示要单独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俄共力量因此大受损伤。与此同时，由俄共领导的左翼“人民爱国力量联盟”也出现了分裂，在议会中一部分党派愿意通过“圆桌会议”或“四方会晤”与叶利钦政府合作，另一部分党派则坚决反对。

　　由于内部的分化与组织上的分裂，这一时期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已经基本丧失了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