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共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与它的体制内政党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又反映出俄共行为上的矛盾性，它们表现为：（1）体制内政党应起的建设性作用与“强硬的反对派政党”非建设性作用之间的矛盾；（2）俄共纲领的保守与俄共上层领导人的务实态度之间的矛盾。在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行为方式上的矛盾性更趋复杂化，进而引起俄共党内及俄共上层领导人之间的分化。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拒不执行俄共中央命令与他们被开除出党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俄共势衰的社会因素
第一，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影响。俄共恢复重建后正值社会激烈变革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与社会分化时期，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怀旧心理为俄共的迅速复兴创造了条件。但是，社会情绪的左转并不是社会要求倒退的标志，这点从多数民众在议会选举中支持俄共、而在总统选举中支持叶利钦这一现象中可以得到说明。如上所述，投票率高（接近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是叶利钦获胜的原因之一，这恰好也证明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政治倾向。纲领上的保守性与非建设性是俄共与社会主流意识相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人看来，俄共对恢复传统苏维埃社会的企望就是要恢复过去的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统治，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在俄共与叶利钦的较量中，不愿意走回头路的社会主流意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俄罗斯民主制度的特殊性对俄共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1993年“民主派”以武力取得了对旧议会的胜利，确立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西方式宪政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包含了诸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等现代民主原则，同时又赋予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依据这一宪政制度，一方面，俄共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体制内政党；另一方面，总统的大权独揽又对俄共和其他反对派政治组织形成高压态势。尽管俄共在议会选举中连续占据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却无法直接参与政权管理，而执政集团却可以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舆论工具丑化俄共，对它竭尽排挤、打压和分化之能事。相比较而言，除了得到社会贫困阶层的支持外，俄共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资源，它不得不孤身同掌控着大权的执政集团相抗衡。
第三，与社会知识阶层相脱离是俄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由于俄共所代表的社会贫困阶层固有的落后性与保守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作为社会先进思想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舆论界几乎全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这一现象仅仅用“执政集团收买和操纵舆论”、“新闻工作者缺乏良知”是无法解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知识阶层的主体与俄共的对立。而俄共之所以在与现政权的政治斗争中难以提出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也与俄共党内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就知识阶层而言，苏联模式极权主义长期统治的历史使他们对俄共抱有强烈抵触，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天性促使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民主派”。在居民文化水平很高的俄罗斯社会里，正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派”的引导下形成了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对社会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在一个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党要想获得政权，离开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都是不可能的。
注 释：
[11][1] 参见〔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
[12][2] 1994年8月10日〔俄〕《真理报》刊登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答记者问。在谈到俄共与它的前身——苏共的原则性区别时，他认为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俄共在现代条件下放弃用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二，俄共在坚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同时，承认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第三，俄共承认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13][3] 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1页。
[14][4] 1995年1月，在俄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俄共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称，目前俄共在全俄89个联邦主体内有88个进行了登记并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注：车臣至今没有俄共分支机构)，且在这89个联邦主体中的 ? 2 000?个地区与城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新华社莫斯科1995年1月21日俄文电）
[15][5] 新华社莫斯科1996年6月29日电。
[16][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5月21日俄文电。
[17][7] “俄罗斯运动”成立于普京当政后的2000年7月。
[18][8]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俄文电。
[19][9] 俄共纲领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它反映了当时俄共党内对世界及俄国内局势的看法。俄共纲领的具体内容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20][1] 参见〔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
[21][2] 1994年8月10日〔俄〕《真理报》刊登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答记者问。在谈到俄共与它的前身——苏共的原则性区别时，他认为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俄共在现代条件下放弃用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二，俄共在坚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同时，承认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第三，俄共承认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22][3] 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1页。
[23][4] 1995年1月，在俄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俄共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称，目前俄共在全俄89个联邦主体内有88个进行了登记并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注：车臣至今没有俄共分支机构)，且在这89个联邦主体中的?2 000?个地区与城市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新华社莫斯科1995年1月21日俄文电）
[24][5] 新华社莫斯科1996年6月29日电。
[25][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5月21日俄文电。
[26][7] “俄罗斯运动”成立于普京当政后的2000年7月。
[27][8]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5月25日俄文电。
[28][9] 俄共纲领于1995年1月22日在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它反映了当时俄共党内对世界及俄国内局势的看法。俄共纲领的具体内容参见《俄罗斯联邦第二届议会党团》，白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0页。
[29][10] 资料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