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新—旧价值等级基础上，而是指对陈述规律性的描述。话语秩序不是编年史的时间先后，而是从属于人们分析的话语、选择的层次、即确定的范围，从属于陈述规律内在等级。这种规律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考古学所面对的是陈述规律性的同质范围，而这些范围本身又相互有区别。陈述规律的内在等级所指的就是在指导性陈述基础上的派生树描述，即“树的根部，是在它们最广阔的范围中发挥形成规律的那些陈述，在树的顶端，在一些枝杈之后，是那些使同质的规律性发挥作用的陈述”[1](P188)。
　　第二，关于矛盾的分析。矛盾是传统思想史一个竭力排斥、消除的因素。相反，一致性则既是它们理论预设，分析的结果，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对付矛盾的办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鸵鸟式”和“兔子式”。前者运用策略选择来使种种异质性、差异性的主题边缘化从而直接避免了矛盾。后者则把矛盾认作表层效果，通过不断地向下挖掘，在某个深层上把矛盾变成一致，实质上，矛盾在更抽象更普遍的原则中被消融。对考古学来说，矛盾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而是需要描述的对象，要“对矛盾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分析。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和层次，我们测定出矛盾和它所具有的各种不同功能”[1](P196)。矛盾的不同类型包含：有些矛盾仅局限于命题或者论点之中而毫不影响它们成为可能的陈述体系；相反，另一些矛盾却跨越了某种话语形成的界限，并且使那些不属于同样陈述条件的观点相对立；以及在两种情形之间，描述那些在话语形成本身中展开的矛盾和产生在形成体系的某一点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一些次体系出现，我们称为内在矛盾的东西。矛盾的不同层次包括：对象的某种不相适合性；陈述方式的某种分歧；概念的某种不相容性；理论选择的排斥性。矛盾的功能包括：一些对立确保陈述范围的补充发展，即它们打开某些增长的、经验的、验证的、各种推理的序列，它们能使人们确定新的对象，促使新的陈述方式产生，确定新的概念或者改变已有概念的应用范围，却并不改变话语实证性的体系；一些对立促成话语范围的重新组织，即它们提出一个陈述群在另一个陈述群中的可能的表达问题，提出可能把它们相互连接的吻合点的问题，提出它们介入一个更加广泛的空间的问题；一些对立起着某种关键作用，即它们使话语实践的存在和可接受性发挥作用，确定话语实践的实际的不可能性和它的历史歧点。
　　第三，关于比较的描述。考古学强调比较的描述是要区别传统思想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它是一种侧向的、机动的对角线形式。[2](P546)即在众多话语形成出现的同时性中进行比较，区别出不同时期的话语，话语特殊性以及揭示它们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它由三个方面组成：首先，比较方法是要揭示话语规律性分配在不同形式话语中，从而描述话语际网络的外形。其次，考古学的比较是要揭示在不同话语形成特殊性、间距性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它有五个目标：指出不同话语形成的考古学同构性、确定话语形成的考古学模式、指出考古学同位性、指明考古学间距、建立考古学对应关系。最后，考古学还揭示出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因果联系。考古学要力图发现在话语实践以及机构的、政治的、经济过程等非话语实践之间相互联接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
　　第四，关于转换的测定。所谓转换的分析就是描述话语形成系统的不同成分是如何相互转换的；话语形成体系的具有特征的关系如何相互转换的；各种不同话语形成规则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各种实证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转换的。强调转换就是强调思想史的断裂性、不可通约性从而消解历史进化论观念。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之间就不是连续演进关系，而是一种类似格式塔式转换。为了与结构主义划清界线，他在《知识考古学》中用“认识阈”取代了知识型概念。认识阈本身是由区分、差距、巧合组成的整体，它像积木那样，不断地被组建起来又被拆散的图形，各种图形之间虽然可能存在着相同成分，但不同图形之间却不存在累积性、连续性、演变性和可通约性。
　　四、福柯后现代历史观的启示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现代历史哲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福柯和解释学一道反对传统的历史实在论的观点，都否定存在着能够判断不同解释的客观性标准的那个给定的过去[4](P328)。伽达默尔把过去看成是经过存在的历史性过滤（解释）过的。福柯则认为那个所谓自然的、直接的、即刻给予的过去实际上是由阐释性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同时，话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对话语分析与并不是去发掘前话语的事物。一方面，成为话语对象的事物本身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对象都有对应的“物”，如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的。因此，“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1](P59)。这样，以描述话语对象的有规则的形成替代了对事物的探究。福柯正是通过对对象形成的考察拆解了传统所认为的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对历史哲学中的实在论是一付消解剂。
　　同时，福柯也反对解释学把客观性引向所谓深层结构的观念，否认存在显话语和隐话语的二元划分。福柯确实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个幻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否认了真实的历史。正如他确实反对历史，但他否定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历史一样，他反对的是传统历史哲学对客观性的理解（注：当记者提到萨特所说的“对历史的否定”时，福柯答道：“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指责我。对哲学家来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神话。……存在着哲学家的历史学。哲学家的历史学是一个大而广的连续性空间，个体的自由和经济或社会制约在这里相互交错。当人们触及这些重大主题中的某些主题时，如连续性、人类自由的实际应用、个体自由与社会制约的连接；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任何一个时，那些无畏的人们便会立即呼叫：这是强奸历史或谋杀历史。事实上，那些与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样重要的人们，那些英国历史学家，早就结束了历史的这种神话。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操作历史以及历史的哲学神话。人们指控我扼杀了这种哲学神话，不错，如果我能消灭它，我将非常高兴。我想要消灭的正是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们不能扼杀历史，但能扼杀哲学家的历史，这也是我一定要消灭的东西。”[7](P196-197)）。实际上，“人类不过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我们除了历史以外一无所有”[5]。而我们自己永远只能从现有的知识型来认识历史，而知识型本身也是历史的，它没有本质，没有永恒性，也没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观看不可能是客观的和一劳永逸的。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决不是客观历史本来面目，只是“一些‘真实性的游戏’，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程序，真实性与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离”[6](P575)；“实践、过程和方法构成真实的程序，构成‘一部真实性的历史’”[6](P576)。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只能与产生它的程序相联系才能理解，不存在超越这种程序的真实性。进一步地说，我们不能一般地谈论历史客观性问题，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同时，客观性不仅是话语实践内部的一个事件，它还与权力机制这样的非话语实践相联系。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谈论历史客观性，也并不是为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