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模经济效益。就边境防卫来说，可以认为所需费用与边界长度成正比，但就收益来说，则大致与领土的面积（以及对应的人口）成正比。简单地数学原理是，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随着国家所辖范围的扩大，总收益按面积成比例增加，而成本却所增无几，这就带来纯收益的增加。这一收益如果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则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统治者都极力扩大统治范围，而居民都拥护建立统一国家。在长期分裂割据以后，那些物质资源和人口资源（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力量）丰裕的政权，就能够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历史上秦、隋、元的统一都是如此。  

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王朝（秦、隋、元）都是短命的，它们都引发了“社会起义”，此后建立了长寿王朝。兼并王朝何以都短命呢？   

兼并王朝秦、隋、元都是在长久的分裂割据以后出现的。在分裂割据时期，地方政权也为各地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由兼并战争实现了统一的中央王朝，虽然从宏观上解决了与地方王朝的政治矛盾，但不可能将地方各级政权全部打乱重新组织，因而不具有稳固的结构；另外，各地被消灭的政权及拥护他们的军政官僚、知识分子，一有机会也会参加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从而形成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社会起义”；最后，兼并王朝很难在割据地区形成王朝正统观念，不能在全国百姓中产生足以维护它的向心力；更为基础的原因是，在分裂时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各地人口大大增长，统一政权建立时已经基本饱和，导致居民生活贫困。但贫困人口并没有从国家统一中获得任何好处，于是就将不满情绪指向“外来的”兼并王朝，一有机会就会参加推翻中央王朝的起义或战乱。所以兼并王朝都很快被推翻，成为与长寿王朝反差很大的短命王朝。传统观点把秦和隋短命而亡归咎于“暴政” 实属肤浅，因为“暴政”也是经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退一步说，即使兼并王朝由刘备那样爱民如子的帝王来统治，它们大概也不会维持得更为长久。  

在“社会大起义”之后建立的汉、唐、明三个大王朝（实际上也可以把东汉和清朝包括进去）都延续了二、三百年，道理是不难解释的。起义和战乱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深受其累，人心思治，渴望建立稳定的秩序，新王朝的建立，得到全社会的广泛拥护，王朝基础稳固；起义和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毁灭了大量人口，人地矛盾彻底缓解，也为新王朝留下了充分的发展余地；统治者利用开科取士制度吸收地主阶级精英参与统治，使得地主阶级与统治王朝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长久的统治使得统治王朝获得了真命天子的正统地位，这就很难发生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当王朝后期由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危机引发起义时，这些起义只可能由贫苦农民参加，而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则不但不会参加起义，而且还会积极参与对起义的镇压，所以历史上的“贫民起义”都归于失败。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都崛起了许多军事集团，中央王朝则无力控制他们，于是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宋金辽时期的两次大分裂，都是这样形成的。   

按照一般规律，大一统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必然是“贫民起义”，此后导致分裂割据。但西汉的情况却比较特殊，在“贫民起义”出现之前，首先发生了王莽代汉称帝的事件。王莽实行的改革没能满足广大贫困农民百姓的愿望，又惹恼了拥护西汉王朝的地主阶级成员，当人口饱和外加天灾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贫民起义）时，这一起义迅速扩大演变为各阶层共同参加的“社会起义”，最后产生了与“社会起义”相同的结局——又一个长寿的大一统王朝（东汉）。  

清朝代明的情况又有不同。明朝后期，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崛起，它迫使朱明王朝分兵遏制其向本部的扩张，这就削弱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为李自成攻占京城造成了机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清军的势力使明朝皇室在“贫民起义”攻入北京时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崇祯皇帝被迫自尽于煤山，导致明王朝迅速垮台。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满清势力对明王朝的“夹击”，那么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时也会象唐玄宗李隆基抛弃京城长安一样从北京撤出，到外地组织力量继续与农民军对抗，那么明朝就不会直接被“贫民起义”所推翻（这在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国家就会出现汉末或唐末那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清军入关使中国本部掺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从而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使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了连续两个大一统的长寿王朝。  

对中国本部的历史发展来说，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都可以认为是偶然事件，但它们却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七、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社会的发展 

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远远超过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例如西欧的农民起义就远不如中国的农民起义规模巨大而且频繁。假如只有农民起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应当最高。事实上，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因此，所谓“农民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与事实并不符合。 

另有人认为，农民起义后人口减少，经济下降，使社会退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农民起义对社会发展具有“反动作用”。这种观点实属牵强，因为前后相继并不等于前因后果。起义农民的内在动机，只不过是一般动物都具有的求生本能。当他们无法生存时，参加起义就是他们最为合理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起义农民用非法手段获取生存资料，可以最大限度地供养人口，也许缓解了天灾对人口的毁灭作用。如果穷人都待在家中坐以饿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人口下降的幅度可能更大。因此，认为农民起义使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从而具有反动作用，理由不能成立。 

从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看，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历史联系的环节。在没一次农民起义之后，社会仍然形成了小农经济，其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民起义的作用是中性的，它既未促进社会进步，也未阻碍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