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医史学界对烂喉痧（猩红热）究竟是一种中国自古就有还是从外部传入的传染病一直聚讼纷纭，几乎现有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传统医籍特别是所谓“叶天士医案”展开的，很少顾及当时历史情况。本文通过对医籍所载和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比照分析，指出：叶天士之烂喉痧医案与叶天士本人无关，系后人借名伪托，雍正十一年苏南发生的大疫，有较大可能是伤寒流行，即使也有烂喉痧，也绝不存在烂喉痧首度流行的事实。实际上，康熙晚期，烂喉痧已被当作过去较少见的疫病在苏南出现。

关键词 雍正癸丑 苏南大疫 烂喉痧


烂喉痧在现代医学中一般称猩红热，为感受时行疫疠之邪而引起急性喉科传染病，多见于春冬二季[ ]。从西医的观点说，猩红热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它是目前医史学界研究得较多的疾病之一，现有的研究基本集中其究竟是清代出现的新病名，还是一种新的疾病上，而且，几乎都是围绕着传统医籍特别是所谓“叶天士医案”展开的，很少顾及当时历史情况。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对医籍所载和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比照分析为切入点，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学术回顾与研究起点

根据已有的研究，烂喉痧一词最早出现在尤怡的《金匮翼》一书中，尤怡，苏州吴县人，基本和叶桂同时代，该书刊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虽非尤氏手定，但范行准等人认为书中所录之方，实为尤氏生前用以治疗喉痧之方[ ]。故至少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烂喉痧之名已经出现。虽然医史学界在这一疾病名称的出现时间，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其是旧有疾病还是外部传入的新疾病，则意见纷纭。其实，这一争论亦非始自近代，从这一疾病出现后不久，争议就已存在，仅《吴医汇讲》中所收录之文，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唐迎川认为丹痧一症实与《金匮》一书中的“丹毒”相类[ ]。李纯修则说：“烂喉痧一症，古书不载，起于近时，而并易传染。”[ ]在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中，范行准认为这种疾病大概1730年代已从外部传入我国 [ ]。余云岫一方面认为“猩红热之在我国，以1733年为记载之始”[ ]，另一方面又指出“阳毒之诸症候，惟猩红热足以拟之，舍此无相合者”。不过“犹未敢遂定阳毒即猩红热”[ ]。陈方之起初认为猩红热出现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来则又写专文推翻了这一说法，认为猩红热在我国，还是与最古方书《金匮》所称阳毒有关联，直到十八世纪初叶，始有烂喉痧、烂喉丹痧和疫痧等名称，最后于1909年从日文移译为猩红热[ ]。陈胜昆认为猩红热在我国的流行，在雍正十一年以后[ ]。历史学者梁其姿则采用了外部传入的说法[ ]。

由此可见，清代的猩红热或烂喉痧是20世纪医史学界较为关注且存在严重争议的论题，争议的焦点在于烂喉痧究竟是一种新从外部传入的疾病还是原本在《金匮》中就有记载的阳毒一类。

在目下的研究中，几乎所有论及烂喉痧的研究者都会举出以下这段叶天士的著名论述：“雍正癸丑（十一年）年间以来，有烂喉痧一症，发于冬春之际，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丹密肌红，宛如锦纹，咽喉疼痛肿烂，一团火热内炽。医家见其热火甚也，投以犀、羚、芩、连、栀、膏之类，辄至隐伏昏闭，活喉烂废食，延俟不治，或便泻内陷，转倏凶危。医者束手，病家委之于命。孰知初起之时，频进解肌散表，温毒外达，多有生者。《内经》所谓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火热之甚，寒凉强遏，多致不救，良可慨也。”（叶天士先生烂喉痧医案）[ ]不少研究者就此认为雍正十一年为我国猩红热传入并流行的开始，而另一些则认为这一医案不过是对原本就有的疾病作了更为深入、清晰和细致的描述而已。对医案的真伪较少怀疑，其实，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叶桂死于乾隆十一年（1746），而该医案最早作为附录出现在金德鉴的《烂喉丹痧辑要》，金为嘉道时期人，该书刊于同治六年（1867年）[ ]，离叶故世已有一个多世纪。实际上，从该医案问世以来，就有陆懋修等人疑为假托，而三十年代的谢诵穆干脆就断为托名以取重[ ]。此后陈方之也表示怀疑，其理由是“金葆三（德鉴之字）的辑要，乃是剽窃顾玉峰的《丹痧经验阐解》而成”，所以，“出于这样作风的人之手，叶论的真伪，确有可疑”[ ] 。令人有些疑惑的是，这种疑问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反而不见了。不管怎样，目前已有的讨论无论持何种意见，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全是依据医籍而展开，无论相信雍正十一年为猩红热流行的开始与否，都没有对当时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给予必要关注，似乎从没有人想问一问：那年是否发生过大疫，若是，会不会是猩红热且与叶案所述是否相合，而且又是从何处传入，怎样传入的。显然，如果不能转换我们的视角，从在医籍中兜圈子的研究中跳出来，必然很难使研究有所深入。让我们还是暂时抛开有关的争论，先来看看雍正十一年前后的苏南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雍正癸丑前后苏州的大灾与大疫

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很容易看到，雍正十年（1732年），松江、太仓和苏州的一些沿海或离海较近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潮灾，次年，继以大疫。现将有关记载录之如下：“（雍正）十年，（川沙潮灾），水稍退，尸棺塞河，流水尽黑，脂膏浮水面，水腥臭，鱼死。……明年，夏旱，大疫，死亦无算。”[ ]“（雍正）十年，（南汇潮灾），新旧尸塞河，脂浮水黑，禾稼尽烂，鱼亦死，岁大饥，民多食树皮、草根，转乞邻郡，所弃子女死亡无算。……，明年，夏旱，复饥，又病疫，死者亦无算。”[ ]“（雍正）十一年，（上海）大疫，大水，民饥。”[ ]“（雍正）十一年，（青浦）夏疫。”[ ]“（雍正）十一年夏五月，（太仓州镇洋县）大疫，死者无算。州县令地方每日册报死者之数，一日至有数十口。因虔祷城隍神驱疫，自是递减，至立秋乃已。（《子丑胪述》云：是年（雍正）十一年，春大饥，民毁屋以给食，继鬻其子孙。村落由榆树，争食其皮，道馑相望，至三月而疫大起。——原注）。”[ ]“（雍正）十一年，（宝山）春民大饥，夏民大疫。”[ ]“（雍正）十一年，（嘉定南翔）春疫疠大行。”[ ]“（雍正）十一年，（吴县）疫疠大作，人死甚众。”[ ]“六七月，（吴县）亢旱多疫。”[ ]“（雍正）十一年，（昆新）夏疫，民多死。”[ ]“（雍正）十一年，（璜泾）民大饥，饿殍载道，后复大疫，死者甚众，历半年犹未止。”[ ]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这次大疫多发生于夏季，特别是五六月，至秋乃止，不过太仓州镇洋县的疫情似乎从三月份就已开始。瘟疫显然是上年严重的海风潮引起的，潮灾不仅导致了民饥，体质状况恶化，而且还使环境受到污染，“流水尽黑”，可见污染已不是一般的严重。对于这次潮灾的后果，一些文献中还有更详细的描述：“水退之后，尸横遍野，并及棺骸，盈千累百，触目伤心。……村庄墓道抱树皆倒，寻复浸渍，水尽黑色。而近海之田，兼之人畜尸腐，尤为臭恶，鱼不能安，随流而下，七浦鱼人曾收网取之，莫可胜算。鱼价顿贱，人始而食，继则相戒，恐染疫疾也。明年春疫竟大作。……明春又减价平粜，民得稍甦。然老稚转沟壑，壮者散四方，沿门求乞，接踵于道，麦皮糟糠视为奇货，……而僵卧者犹累累。”[ ]“村落或有树榆者，争解其皮，皆一聚而白。流民道殣，积尸满野，日色曝之，浮臭郁蒸，行者为之不通。”[ ]在这样状况下，爆发瘟疫显然十分自然。对这次瘟疫的症状，地方志中大抵语焉不详，只有其辑录的文章中略有述及，比如在一篇《雍正十年潮灾记略》文章指出，“疫疠大行，本土之人，缠绵床第者，又十家八九，至秋乃安。”[ ]在医籍中，除了上述叶案外，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