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的皇室斗争复杂而又残酷，李景兰探讨了努尔哈赤处死长子褚英的真实原因，认为这是努尔哈赤在政治上专权的独载本质的暴露(《关于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周远廉的《太子之废——清初疑案之一》则对褚英之后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的代善之最终被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清初八旗制度，模糊之处颇多，姜相顺针对初建时期两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其一，1601年以前牛录组织即已成立，并成为满族军事、行政的基层组织，但牛录的构成当还是原来的十人，而不是后来自的三百人；其二，根据牛录在早期狩猎时的具体情况，五旗、十固山应早于四旗、八固山存在，沈阳故宫大政殿的十王亭，即是努尔哈赤军队原有编制的遗存(《有关清代前期佐领编设的两个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郭成康则对清初蒙古的所谓“十一旗”、“旧蒙古固山”、“内喀喇沁壮丁”等进行了考释(《清初蒙古八旗考释》，《民族研究》第8期)。研究八旗制度的文章，还有谢景芳的《清初八旗汉军的地位和作用——兼论清初政权性质》(《求是学刊》第3期)、孟宪刚的《八旗旗主考实》(《丹东师专学报》第1期)等等。
　　清军入关之初的社会矛盾、清初战争评价等，是清史界长期争论的课题之一，本年的论文仍然不少。首先，清政权取明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李治亭肯定了清军入关是大势所趋的历史的必然，他认为，清军入关前与明朝即已形成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以往论者只看到清政权在辽东一隅，忽视它领有东北及长城以北的大片疆域因而把清的力量估计过低。清政权的进关夺权是皇太极定下的基本国策，与吴三桂的开关迎降并无必然性联系，清迟早要入关，而且无论从素质、装备、物资供应及作战经验等一切方面，都具备了取胜的基本条件(《明清战争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清史研究通讯》第l期)。关文发的看法则全然相反，认为皇太极时“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入关时亦没有明确的统一全国的战略。他指出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民族纷争，特别是作为最高形式的民族战争，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清最后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并不等于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是一场统一战争(《试论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兼评“统一战争说”》，《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张正明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族统治者各自的条件后认为，这两股新的政治势力，当时都有统一全国的可能，李自成实行了错误的方针策略，给清军的取胜提供了机缘，而清军入关前后迅速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根本上消除了原来的不利因素(《论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晋阳学刊》第3期)。此外，赵轶峰在《论清统一的局限性》(《史学集刊》第1期)中指出，清初与清末的统治政策是一贯的，是一个整体，清的统一使封建的中央专制制度极端强化，使封建的经济结构更趋稳定。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仅是中外力量对比的结果，它的另一个甚至更突出的推动力是清政府极端反动腐朽的政策。


　　朱金甫的《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通过大量奏折实物和文献，对奏折制度的起源问题作了仔细的考释，指出被认为源于顺治朝的那些奏折，以及台北《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内公布的两件康熙十六年奏折，其实都是奏本。他认为奏折出现于康熙的二十年代，康熙三十年代以后发展到密折阶段，到康熙四十年代中后期，有资格具密折奏事的人员范围便逐渐扩大，又从密折发展到公开。吴仁安、李林均对清代的州县官进行了研究，吴文认为由于州县官不懂法制条例，重要事情必须依靠熟读清律又深知事例的吏胥和幕宾，这些人是掌握了理人治事的实权人物(《清代的州县官》，《历史教学》第5期；《清代的县官职掌与作用》，《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胡建华则对清朝的皇位继承制进行了探讨，认为雍正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是对嫡长子继承制的一种否定，是实行立贤不立长的大胆改革，它的产生是满族社会高度封建化的结果(《略论清朝的皇位继承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戴逸连续发表了两篇研究乾隆朝政治的文章。在《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1期)一文中，指出“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熙、雍正朝几十年统治经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朝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他初期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康、雍的统治格局和作风；中期以后，虽很少阐述，但仍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的作法。另一篇《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清史研究通讯》第1期)通过乾隆十三年的孝贤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的剖析，论述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对历史所产生的很大影响，并且从更深一层揭示了当时皇权和官僚机器间正在加剧的矛盾，指出这场政海风波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和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自的一代新人，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程耀明认为《庸庵笔记》中所载的《查钞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有夸大不实之处，对和珅被抄家产作出了自己的估计(《清季权臣和珅被抄家产初探》，《暨南学报》第1期)。
　　关于曹雪芹家世问题的探讨，本年的讨论集中于曹頫获罪的原因上。魏鉴勋在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中，找到一份有关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的题本原件，认为这对张书才发现的雍正七年刑部移会是很好的补充和印证。他们都认为曹頫犯罪纯属“经济原因”，与雍正初年复杂的政争并无关系，参奏曹頫的塞楞额完全是出于克尽职守的偶然发现(魏鉴勋《曹頫骚扰驿站获罪始末》，《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张书才《再谈曹頫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历史档案》第2期)。王若则认为张的证据仍嫌不足，不过是一种推论，认为曹頫的骚扰驿站与被抄家都有其政治背景(《曹頫被枷号的问题及其获罪原因之管见》，《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
　　明清间的战争，其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皆为亘古所少见。但国内外一直没有研究这场战争的专史。孙文良、李治亭和邱莲梅合著的《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项空白。此外，杨学琛、周远廉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着重论述了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王公贵族的兴衰事迹，是第一部研究八旗贵族的专著。
　　三、民族关系。本年有关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的讨论，仍以对蒙古的居多。王戎笙的《关于清初的战争问题》(《史学集刊》第1期)主要讨论的虽不是民族问题，但也强调了清军入关前的满蒙联合，使满族贵族集团增强了实力，也增强了北方民族的向心力，解决了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康右铭认为满蒙联盟是清代政治的特殊产物，是这个国家阶级统治的核心。他详细论述了满蒙贵族联盟的政治基础和清政府控制联盟的诸项政策(《满蒙贵族联盟与清帝国》，《南开学报》第2期)。金元山、戴鸿义专述了满洲贵族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认为联姻是满蒙关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诸多政策中的精髓，认为满洲贵族以结亲政策结成的一座人为长城比土石筑成的长城更坚不可摧(《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沈阳师院学报》第1期)。秦永洲则拿满蒙的联姻与汉唐的和亲作了比较(《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之比较》，《山东师大学报》第2期)。王湘云论述了内蒙古各部归服清朝以后，清王朝封授札萨克王公的过程，阐明了盟的原委及其作用(《内札萨克的建立问题》，《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


　　陈生玺和王佩环的文章，都是研究皇太极利用喇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