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蒙古”的政策的。皇太极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和联络青海、西藏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效果，并为有清一代继承和发扬。王佩环认为皇太极统治前期对喇嘛教的认识不足，曾一度严禁僧人活动，后来由于形势变化，才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陈文则认为皇太极本人的思想信仰和在后金内部都是反对和限制喇嘛教的，他的崇佛政策仅用于对蒙、藏的关系中(陈生玺《皇太极对喇嘛教的利用与限制》，《历史教学》第1l期；王佩环《皇太极与长宁寺——兼谈其“怀柔蒙古”的政策》，《北方文物》第2期)。
　　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关系问题，本年也有文章进行探讨。叶志如的《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从档案记载限有关准噶尔部与内地的贸易和进藏熬茶等活动情况，对清政府的政策作了分析，说明了乾隆前期民族理藩政策的积极作用和两面性质。
　　贡貂赏乌林制度是清政府对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管辖的重要措施，关嘉录、佟永功根据清代档案对这一制度的确立和演变过程作了勾稽，指出它虽是清朝强化封建统治、驾驭少数民族的一条国策，但客观上对巩固东北边疆和维护国家统一，起过一定积极作用(《清朝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及演变》，《历史档案》第2期)。
　　清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以往学术界注意不多。伍新福专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清初南方各族往往站在抗清的一边，所以清政府完全承袭了元明的土司制度，采取“招抚”和羁縻政策。康熙中叶以后，政策有很大转变。他强调应把“改土归流”与“苗疆”的开辟区别开来，前者基本是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比较成功，而对后者则一开始就确立了“武力进剿”方针，导致矛盾迅速激化，是激起苗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试论清朝前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民族研究》第1期)。
　　四、人物研究。本年出版了《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的第二、三卷(中华书局出版)。第二卷主编为何龄修、张捷夫，第三卷由王思治主编。两卷共收入新撰写的明末清初传记119篇，入传人物124人(其中有合传或附传)，范围颇广。多数传记都比以往的清人传记更为详实，比较准确、完整地写出了传主一生的经历和事迹，有些传记行文流畅，引人入胜，反映出八十年代清史研究的新水平。
　　膝绍箴研究了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一切思想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汗道、治道、生道、孝道等道德观念，用于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对明朝的战争中，渐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从〈满文老档〉看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对康熙帝玄烨的研究涉及最广，如论他的天道观(宋德宣《论康熙的天道观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法律思想(林中《论康熙的法律思想》，《学习与探索》第2期)、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高振田《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历史档案》第1期)，等等。张玉芬则对嘉庆一朝的政务得失做出了评价(《嘉庆述评》，《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
　　对吴三桂的评价，左书谔在《吴三桂“降清”考辨》一文中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要联合清军共击农民军，不是求降，而是求助；入关后追击农民军，是受复仇心理促使，也是军事上被清朝所控制和驱使的体现；而出兵缅甸，处死永历，是由于永历与李定国的联合使吴三桂难以容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且永历并非贤君，也难以完成反清复明的任务，吴三桂不惜用永历的尸体来遮挡他正在进行的秘密活动。总之，吴三桂自与清联合、引清军入关之日起，直至再次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始终未曾降清(《北方论丛》第2期)。
　　评价孝庄文皇后的文章，有杨余练的《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史学集刊》第3期)、姜相顺的《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地位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第l期)等，肯定她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位幼年皇帝坐镇中国一统江山，实行舒缓的统治政策，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的历史功绩。


　　此外，对石廷柱、赵良栋、范文程、全祖望、吕留良等，也都有人撰文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五、天地会和农民起义。对天地会。讨论焦点集中在天地会的起源和创立宗旨两个问题上。秦宝琦认为，最近发现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审讯提喜之子僧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明确了天地会确由提喜首倡，其创立的宗旨为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虽有与清朝相对抗的思想，但最初并无明确的口号(《伍拉纳、徐嗣曾奏折的发现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第1期；《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历史档案》第l期)。
　　赫治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全面考察天地会文献、供词、清方档案，以及其它官书、方志、私家著述，天地会实起源于康熙十三年甲寅，而非乾隆中叶。天地会自创立起拥戴的领袖就是朱明后裔，且有一套严格的结会仪式，虽然天地会随着清朝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宗旨内涵有变，性质前后有别，但充满着强烈的反满意识，最初确立的“反清复明”宗旨代代相袭(《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兼与秦宝琦同志商榷》，《历史档案》第2期；《略论天地会的性质》，《学术研究》，第2期)。何正清也认为天地会起源最迟不晚于清朝的顺治、康熙年间，宗旨为反清复明，朱一贵起义则是天地会创立以后，对清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简论天地会的起源》，《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朱一贵起义与天地会》，《贵州大学学报》第2期)。
　　清代民间教派不下数百种，乾隆、嘉庆两朝屡办“邪教案”，八卦教案即为其中之一。马西沙的《清乾嘉时期八卦教案考》(《历史档案》第4期)为探索这个神秘王国再次做了尝试。叶志如的《试析蔡牵集团的成份及其反清斗争实质》(《学术研究》第1期)通过对蔡牵队伍成份构成的分析，肯定了蔡牵的海上抗清斗争具有正义性质，属于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范畴，是清朝从鼎盛走向衰弱的主要历史转折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总爆发的显著标志。
　　六、思想文化。明末清初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期。陈寒鸣认为可以“早期启蒙思潮”命名之，是封建社会“自我批判”时期，是社会中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已经爆发的封建社会总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曲折反映，但也表现出显明的“中国式”的特性(《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略论》，《晋阳学刊》第3期)。白新良在《清代前期的辑佚书活动》(《南开学报》第2期)中认为，清代前期的文献整理活动中，辑佚书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乾、嘉时期，官私辑佚都出现了非常兴盛的局面，其投入人力之多，辑佚范围之广，辑佚方法之细密和辑佚成就之巨大都为前代所未有，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