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谦恭俭约，以德化民
黄老管理持守老子“一日慈 ，二日俭，三 日不敢为天下先之“三宝”，要求管理者具有谦恭俭约的道德修养。从对汉初 的一些史料记载看 ，景帝之前的几任皇帝 都颇有谦恭俭约之道德风范。对刘邦来说，称帝后在“不欲费人”的指导思想下，公元前199年，萧何 自作 主张建未央宫 ，征用 了大量劳动力和财力物力，刘邦“见宫阙壮甚”大怒，对萧何大加斥责：“天下匈匈，苦战数岁 ，成败未可知 ，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由于汉 文帝刘恒是在刚刚平定了诸吕之乱后登上帝位的，因此他在恭俭谦让等道德素质方面的表现更为 出色。在 他初人京都上任皇帝群臣迎接时，他竟然 以皇帝之尊也下车 回拜 ，即“代王 (指文帝)驰至渭桥 ，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于此 ，充分显示 了文帝“不敢为天下先”的谦恭人格。从文帝一生看，这种谦恭人格贯彻始终。当年岁收成不好 、外敌来犯或社会 出现异常现象 时，他总是下诏责己：“朕既不明，不能远德，……皆自於朕之德 薄而 不能远 达也”，“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朕既不敏，常畏过行。”甚至在其 遗诏自责的同时，认为自己无德无能死不足惜，不值得怀念和留恋 。因此 ，他认 为：既然“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那么“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 ，吾甚不取。”基于此，文帝以九五之尊依然谦恭地对其后事进行非常简单的安排：“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 ，毋发 民男 女哭临宫殿。”由此可见 ，文帝的谦恭并非是装 出来的 ，而是他发 自内心的情感表露 。也正是如此，才能够有对人民的强大感召力，使人民对之如影相随。
另外 ，就文帝来看，其俭约的道德品格也很 明显。从生 活起居来说 ，文帝严格要求自己，“常衣衣，所幸慎夫人 ，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从对外铺设来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 所增益”；从其陵墓修建看，“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曾有一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文帝想建造一个露台，但让工匠核算了一下，需要百金，文帝觉得花费太高，“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再也不提建 台之事 。文帝的俭朴作风 制约 了朝廷 的奢 靡之风 ，影响了 民风世俗。对文帝之道德评价 ，正如 司马迁所云：“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诚如孔子所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_5 J，汉初皇帝 的谦恭俭约极大地影响着朝廷上下，最明显的就是其丞相陈平了。《史记》记载了陈平的谦让胸怀：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日：“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陈平能够依功劳大小自觉让出右丞相之高位，而甘居周勃之后，不可谓没有环境熏陶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的教化作用可谓大矣 ，正是司马迁所赞“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
四、汉初黄老管理的现实意义
黄老管理的治国方略在汉初 政治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赢得了世人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诚如班 固所赞：“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问，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我们在赞赏之余，亦可以古鉴今，看到其对我们当前改善公共管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 )对改革公共管理模式的意义
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就不同，相应，国家管理职能的重点和模式也就有所差别。一般来说 ，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 的情况下往往强调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这时很难避免国家集权性政策的频繁干预。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家 的过多干预必然导致许多由权力滥用、管理越位等而造成的管理低效 、损伤民主、侵犯公民个人权益等现象。20世纪末，针对各种政府危机 ，西方 国家进行 了一场旨在推行绩效管理和强调顾客至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从而推出了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
随着我 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 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政府公共管理也愈益被重视。出于对公民社会 自治积极鼓励的初衷 ，公共管理必然要求政府摆脱 自身高高在上的独断专行羁绊 ，引导社会实现自治 ，增强社会 自我管理 、自我调节的能力。很明显 ，我们可以借鉴西汉初年的清静无为 、与民休息的管理方式 ，来构建和实施这种社会 自治的公共管理模式。从汉初黄老管理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在无为状态下，完全可以促 进全社会人 民的积极参与，推动社会发展。因此 ，我们可以借此改变全能政府或无限政府的传统认识，进而认识到政府管理事务只不过是有限的，试图垄断和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获取无为而治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