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义内在”说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提要】孟子的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仁是“恻隐之心,仁也”,广义的则是“仁,人心也”,包括仁义礼智全部。孟子通过“仁义内在”说总结了子思的“仁内义外”说,确立了道德自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孔门的仁学。
【关键词】仁 仁内义外 仁义内在
孟子“四端”说的提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否定了“仁内义外”说,论证了“仁义内在”说,将先秦儒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四端”说的形成使我们看到孟子理论探索的艰苦历程,那么,考察“仁义内在”说,则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孟子对儒学理论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
(一)
孟子自称“私淑于孔子”,又曾“学于子思之门人”。他主要从内在一面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对“仁义内在”作出了理论说明。孟子关于仁的第一个命题是:“恻隐之心,仁也。”以恻隐之心言仁是孟子仁学的独特之处。《说文》说:“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是表示对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例如看见孩童要掉入井中,必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目的,而完全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将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是仁。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不忍”和恻隐一样,都是对他人特殊境遇下的不幸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所忍”则是一般情境下的仁爱之情。孟子认为,仁实际是一种“以其不忍达于其所忍”的扩充过程,即把对特殊境遇下的恻隐、哀痛扩充起来,使之上升为一般情景和普遍意义上的仁民爱物的过程。
孔子言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血缘宗法的孝悌为基点,通过层层外推,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故有子将其概括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而孟子则是把“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开端,与孔子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变化。孟子言仁更多地倾注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关注,而不再是以维护宗法血缘为重心。孟子甚至对仁民和亲亲作了区分,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一种普遍情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对于万物的一种情感,“仁”是对于民众的一种情感,“亲”是对于亲属的一种情感,三者互不相同,有严格的区别。对于一个君子来说,就是要由亲爱亲人达到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达到泛爱万物。孟子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真实情感而与亲亲区分开来,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血缘的狭隘范围,而赋予仁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当然,说孟子突破了宗法血缘只是相对而言,孟子终归是一个生活在古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宗法关系虽然开始遭到破坏,但依然是维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因此,孟子在提出富有创造性命题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旧的观念:“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
孟子关于仁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仁者,人心也”。恻隐之心意义上的仁,只是一种道德情感,相当于孔子的“仁者,爱人”。在孟子那里,与孔子相当的是后一命题中的仁,即“仁者,人心也”意义下的仁。
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孟子》一书中,心字共出现121次(三处用于人名的不计在内)。从这些场合的使用来看,心字的含义较复杂,它既指主体道德心,如良心、本心,也指具体的恻隐、羞恶等之心。那么,孟子“仁,人心也”是哪一种心呢?如果是恻隐之心,那么,“仁,人心也”只是“恻隐之心,仁也”的重复,并没有表达新的内容;而如果是道德心,那么,仁就和道德主体等同起来,并获得全新的含义。可见,对心的理解不同,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也不同。我们认为,孟子这里所说的是道德心,即良心、本心。这是因为,仁在孟子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被看作人之为人的标准,被看作是“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因此,这里的仁显然不仅仅是指恻隐之心,而应该是指道德心。这可由下面一段材料证明:“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合而构成人之为人的标准,说明“仁者,人也”的仁是指道德心,孟子的仁具有比恻隐之心更广泛的含义。此其一。
其次,孟子在提出“仁,人心也”之后,紧接着又谈到“求放心”的问题。“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就在于“求放心”。这里的“放心”当和本篇第八章的“放其良心”,第十章的“失其本心”同义,都是指道德心。而“仁,人心也”与“求放心”实际说的是同一个心,所以也应该是指道德心。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孟子在“仁,人心也”之后,又提出“义,人路也”,似乎表示仁、义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仁并不包括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只需要说明作为“人心”的仁与作为“人路”的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就可以了。孟子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义归于主体心,把义看作主体心的外在表现。因此,这里的仁、义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孟子的意思是,作为“人心”的仁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作为“人路”的义即来自于仁,掌握了仁也就掌握了义。正因为如此,孟子只言“求放心”,而不言求失路。
孟子通过“仁、人心也”的命题,将仁与主体的本心、良心等同起来,赋与仁丰富的内含。了解孟子的仁先要了解孟子的心,了解了孟子的心也就了解了孟子的仁。首先,与孟子心有广义(良心、本心)、狭义(恻隐之心)之分相应,孟子的仁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仁只是恻隐之心,从广义上讲,仁则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全部;从狭义上讲,仁只是“仁民爱物”之仁,从广义上说,仁则统摄仁义礼智全部,既是情又是理,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其次,与孟子“四端”心和道德心相应,孟子的仁包含了由情及理,由“四端”到“四德”的发展过程。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端”字本作“ ”,许慎《说文解字》:“ ,物初生之题(题犹额也,端也)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换言之,“端”即事物的萌芽、开始。“端”表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是一种既定、完成的东西。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到仁义礼智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树苗到树木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一样。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一个“根”字形象地说明了孟子思想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有时也直接肯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仁义礼智,如在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在孟子那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于道德理性,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孟子看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虽有不同,却不能截然分开,道德理性不能脱离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孟子前一个命题说明了二者的连续性,后一个命题则揭示了二者的发展性。这样,孟子的仁在横的方面兼摄仁礼智而成为最高概念,在纵的方面则包含了由情及理的发展过程。这是孟子仁的独特之处,它和孔子乃是一脉相承。
最后,孟子以心言仁,仁成为实践主体,成为道德实践的内
【关键词】仁 仁内义外 仁义内在
孟子“四端”说的提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否定了“仁内义外”说,论证了“仁义内在”说,将先秦儒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四端”说的形成使我们看到孟子理论探索的艰苦历程,那么,考察“仁义内在”说,则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孟子对儒学理论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
(一)
孟子自称“私淑于孔子”,又曾“学于子思之门人”。他主要从内在一面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对“仁义内在”作出了理论说明。孟子关于仁的第一个命题是:“恻隐之心,仁也。”以恻隐之心言仁是孟子仁学的独特之处。《说文》说:“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是表示对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例如看见孩童要掉入井中,必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目的,而完全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将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是仁。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不忍”和恻隐一样,都是对他人特殊境遇下的不幸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所忍”则是一般情境下的仁爱之情。孟子认为,仁实际是一种“以其不忍达于其所忍”的扩充过程,即把对特殊境遇下的恻隐、哀痛扩充起来,使之上升为一般情景和普遍意义上的仁民爱物的过程。
孔子言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血缘宗法的孝悌为基点,通过层层外推,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故有子将其概括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而孟子则是把“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开端,与孔子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变化。孟子言仁更多地倾注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关注,而不再是以维护宗法血缘为重心。孟子甚至对仁民和亲亲作了区分,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一种普遍情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对于万物的一种情感,“仁”是对于民众的一种情感,“亲”是对于亲属的一种情感,三者互不相同,有严格的区别。对于一个君子来说,就是要由亲爱亲人达到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达到泛爱万物。孟子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真实情感而与亲亲区分开来,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血缘的狭隘范围,而赋予仁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当然,说孟子突破了宗法血缘只是相对而言,孟子终归是一个生活在古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宗法关系虽然开始遭到破坏,但依然是维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因此,孟子在提出富有创造性命题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旧的观念:“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
孟子关于仁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仁者,人心也”。恻隐之心意义上的仁,只是一种道德情感,相当于孔子的“仁者,爱人”。在孟子那里,与孔子相当的是后一命题中的仁,即“仁者,人心也”意义下的仁。
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孟子》一书中,心字共出现121次(三处用于人名的不计在内)。从这些场合的使用来看,心字的含义较复杂,它既指主体道德心,如良心、本心,也指具体的恻隐、羞恶等之心。那么,孟子“仁,人心也”是哪一种心呢?如果是恻隐之心,那么,“仁,人心也”只是“恻隐之心,仁也”的重复,并没有表达新的内容;而如果是道德心,那么,仁就和道德主体等同起来,并获得全新的含义。可见,对心的理解不同,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也不同。我们认为,孟子这里所说的是道德心,即良心、本心。这是因为,仁在孟子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被看作人之为人的标准,被看作是“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因此,这里的仁显然不仅仅是指恻隐之心,而应该是指道德心。这可由下面一段材料证明:“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合而构成人之为人的标准,说明“仁者,人也”的仁是指道德心,孟子的仁具有比恻隐之心更广泛的含义。此其一。
其次,孟子在提出“仁,人心也”之后,紧接着又谈到“求放心”的问题。“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就在于“求放心”。这里的“放心”当和本篇第八章的“放其良心”,第十章的“失其本心”同义,都是指道德心。而“仁,人心也”与“求放心”实际说的是同一个心,所以也应该是指道德心。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孟子在“仁,人心也”之后,又提出“义,人路也”,似乎表示仁、义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仁并不包括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只需要说明作为“人心”的仁与作为“人路”的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就可以了。孟子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义归于主体心,把义看作主体心的外在表现。因此,这里的仁、义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孟子的意思是,作为“人心”的仁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作为“人路”的义即来自于仁,掌握了仁也就掌握了义。正因为如此,孟子只言“求放心”,而不言求失路。
孟子通过“仁、人心也”的命题,将仁与主体的本心、良心等同起来,赋与仁丰富的内含。了解孟子的仁先要了解孟子的心,了解了孟子的心也就了解了孟子的仁。首先,与孟子心有广义(良心、本心)、狭义(恻隐之心)之分相应,孟子的仁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仁只是恻隐之心,从广义上讲,仁则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全部;从狭义上讲,仁只是“仁民爱物”之仁,从广义上说,仁则统摄仁义礼智全部,既是情又是理,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其次,与孟子“四端”心和道德心相应,孟子的仁包含了由情及理,由“四端”到“四德”的发展过程。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端”字本作“ ”,许慎《说文解字》:“ ,物初生之题(题犹额也,端也)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换言之,“端”即事物的萌芽、开始。“端”表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是一种既定、完成的东西。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到仁义礼智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树苗到树木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一样。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一个“根”字形象地说明了孟子思想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有时也直接肯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仁义礼智,如在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在孟子那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于道德理性,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孟子看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虽有不同,却不能截然分开,道德理性不能脱离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孟子前一个命题说明了二者的连续性,后一个命题则揭示了二者的发展性。这样,孟子的仁在横的方面兼摄仁礼智而成为最高概念,在纵的方面则包含了由情及理的发展过程。这是孟子仁的独特之处,它和孔子乃是一脉相承。
最后,孟子以心言仁,仁成为实践主体,成为道德实践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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