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可尽者，尽之于性也。能尽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尽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荡也。惟情可以尽才，故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口之所言，体之所动，情苟正而皆可使复于礼。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尽，则耳目之官本无不聪、不明、耽淫声、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则才以舍所应效而奔命焉。”（《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盖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其体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于喜怒哀乐以导其所发，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乐之情虽无自质，而其几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节，则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敌灵，静不胜动，且听命于情以为作为辍，为攻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情以御才，才以给情。情才同原于性，性原于道，道则一而已矣。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节者也。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变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而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万，终于一。”（《周易外传》卷四）

按，船山指出，心包含了情、才，性行于情、才之中。心感于物而动，喜怒哀乐乘机而起，是谓“情”；情起以后，耳目心思效其能，以成乎事者，谓之“才”。人的气质之应物、显性的能力是“才”。“由情才显性，而见气之载理。气之载理为心，理为性，故情才皆原于性，皆统于心，皆出于气也。”[5]就“性与才”的关系而言：受命于天，静而无为的本体是“性”，成之于人，动而有为的功用是“才”。就“性情才”的关系而言：“才”靠“情”启动，“情”靠“性”调节；有“才”方能显性于情；“情正”可以尽才，因而尽性；“情不正”则屈才，因而不能尽性。“情”是“才”与“性”之间的中间环节。“情以御才”，似乎是指人的智力才干（今人或谓“智熵”）受到情感世界（今人或谓“情熵”）的调控。“才以给情”，似乎是指智力才干对情感生活的辅助，帮助情感乃至人的本性的达成。“才以就功”，则是“尽才”所取得的“尽性”的功劳、效果。这个公式似乎是：



情
道————性 性————道；

才 功效

道----性----正情----尽才----功效----尽性----道

船山以张载“即气以言心性”的思路，指出人之不善，原因不在“气质”或“气质之性”，而在流乎情、交乎才者之不正。这一点与程朱的思想稍有不同。他认为，“舍气适足以孤性”，因而重视表现于生命之气的情、才。但如上所述，船山在“性情论”上，有时显得比朱子更保守，例如在四端之心的非情说上，恪守“性”的纯洁性，不容掺假，认定情是不善的根源，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他不主张“贱气以孤性”，又肯定喜怒哀乐等“人心”对于仁义礼智等“道心”的辅助作用，但强调见性之后，才能再使用情，绝不能“宠情以配性”。由王船山对李贽（1527-1602）的批判和咒骂，亦可以看出他对“情”之泛滥的深恶痛绝。船山关于正情、尽才而尽性的看法，则与朱子并无大的不同。但在“心、性、情、才”的论说上，船山偏重于以道德理性之“性”为轴心，从“性”“气”二本论出发说明问题，而朱子则偏重以“心”“性”“情”之一体三分来说明问题。要完整地理解朱子与船山心性论的异同，还必须涉及“气禀说”与“性习论”，在这些方面，二者分歧较大。船山批评程朱的“气禀说”，强调“习与性成”，“性日生日成”，以另一种工夫论，对治“宠情”的偏失。然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只好留待另一篇文章处理。

注释：

[1]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 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3]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M]，台北：学生书局，1995.

[4] 参见杨祖汉.儒家的心学传统[M].第三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唐君毅全集，卷十七.台北：学生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