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且拿来和法家、荀子的思想作比较。郭氏甚且臆想了该篇之著作年代与选述情形,而断言它是在前190年左右完成的,且可能为秦丞相李斯[1](他是荀子的弟子)的弟子或家臣所撰。郭氏主张整篇文章反映了纪元前3世纪及2世纪初年左右商人阶级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与将本身的地位提高到地主之上种种努力的失败。照郭氏的说法,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指望,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在科学与技术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前,国计必须仰赖基本职业的农业,而政治领导权也必须依赖有地阶级。用他的话来说:“商人投降了,侈靡说自然也就石化了。”[2]

    我以为这段时间商人与地主之间的对立被刻画得太过了。另一个问题是:以唯物论来解释思想史,到底可以适用到怎样的程度?就所论及之消费与就业之间的关联来说,任何曾经深入这个主题的观察者都可以发现,这种想法决不只限于代表商人阶级的思想家。此外,话又说回来,高度的商业活动可以为产生和传布这种思想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撰述情形时,郭沫若从5世纪的类书《艺文类聚》中征引了以下一段文字[3]: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撩然后炊之,雕卯(按:当作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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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李斯》,参考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1938。

[2]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62。

[3]  《艺文类聚》卷80,页23上。

 

在“侈靡”篇中,可以找到实际上完全相同的句子:“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虽然这些文字是被列为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曾有人主张《艺文类聚》的这段文字是从《管子》抄来的。不过,郭沫若觉得这段文字只是该篇中的一个故事,应该是从另外一本佚书中抄录下来的。他深信“侈靡”篇的作者就是周容子夏(姓周,名容,字子夏)并且在齐桓公的时代他还不可能在世。按照上面所言,郭氏将该篇的写作定在公元前190年。这主要是因为该篇提到了“妇人为政,铁之反重于金”。而且也提到了五行当中的土德将要代替水德的那种即将来临的转变。郭氏对此分别作了以下的解释:吕后在汉高祖死后统治了汉帝国;铁器时代取代了铜器时代——这实际上是在汉代早期完成的;以及号称以水德受命治天下之秦朝的灭亡[1]。虽然这些主张看起来颇为灵巧,不过从上面所指出的复杂的文字问题来看,还是应该以谨慎保留的态度来处理。

    “侈靡”篇有一部分曾被译成英文,收在马斐里克教授(Lewis Maverick)所编的《管子,中国古代的经济对话录》(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the Kuan-tzu)一书中,该篇的篇名译作“Generous Rewards”——“厚赏”[2]。这个篇名以及全部内容的解释,大体是根据托名房玄龄(579—648年)所作的注疏(实际上很可能是8世纪早期的尹知章)。当用到像这样的文句:“他(即统治者)一定得精通厚赏的技巧,这样才可以使兵士彻底效忠。”(页82。译按:原文作“通于侈靡而士可戚”)时,意思倒还不错。可是,这种狭隘的解释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就不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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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32,58—59。

[2]  Economic Dialogues in Anr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a book written probably three centuries before Christ译者;谭伯虎及闻恭文(Adam K.W.Wen)。审阅者:萧公权。该书由Lewis Maverick主持、编辑,于1954年出版。见页81—85。此书之书评,请参考杨联陞HJAS,18(1955),pp.284—288。

心灵受到残害的人不能期望会立下功德。(另一方面)那些财富滚滚而来的人,餍食山珍海味的人,晚宴中享受柔美音乐的人,把彩蛋放在雕花木所升的火上煮的人——这些人不是行商就是坐贾——除非他们的投机贸易被制止,他们是不会安分守己的。富人之所以能穷奢极侈,乃穷人所使然,因富人无法单凭自己就能过豪奢的生活……(页83)

    如果把这段文字当成是对奢华的主张而不是批评,我们可以把这个翻译修正如下:

    心灵受到残害的人不能期望会立下功德,此所以人们应被允许餍食山珍海味,享受柔关音乐,把彩蛋放在雕花木所升的火上烹煮(或者,更雅驯一点,彩蛋然后烹煮,雕木然后烹饪)。只要朱砂矿不被封闭,商人是不愿枯坐家中(而会到处活动)的。让富人穷奢极侈,(这样)穷人就有工作做了。此为平民谋生与不必仰赖救济就可以维生的道理。(原注:“百”当作“不”)。这不是他们所能独自办到的,而是有人用钱赡养他们[1]。

译按,原文为:“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用。”

    依我的看法,《艺文类聚》这段引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告诉我们是何人主张奢侈的政策,而是在呈示了上面所引这段相当有意思的解释。

    本篇中,另一段马斐里克的译本所未收的文字也很有意思。它赞同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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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不敢确定最后数句的意义。其各种不同的解说,参考《管子集校》,上册,页560。

 

长葬以*[黑+毁的左边]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1]。

    此处必须提到的是类似的奢侈论在《荀子》“礼论”篇里也可以找到,这一篇在《史记》“礼书”中也曾加以引录。和墨家强调节用与节葬的主张相反,《荀子》和《史记》有一系列有趣的叙述,其前二句为:“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沙畹(Chavannes)和德效骞(Dubs)无疑都受到注疏家太大的影响,因此当他们翻译《史记》[2]和《荀子》[3]的时候,都不能掌握其看来颇为矛盾的第二句的意思。

    回到马斐里克的《管子》书来,我想补充一句:译文及评注在好几个地方都有有关侈靡论的内容。在“第五篇”(页49)我们读到:“过俭则限制商业,铺张则浪费物品。”在“第七篇”(页56)我们看到:“如果国君赏罚失当,人民(官员)就会懈怠,他(国君)也将发现(搞成如此)是不值得的。”同样的字,“用财啬则费”在页267,译成“吝啬造成浪费”,意思较广,而且也较正确。

    页330为对“失业救济”的评论,译自“第六十九篇”,其托名为管仲所作的原文如下:

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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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子》(《四部丛刊》本)卷12,页7。解说见《管子集校》,上册,页582—585。

[2]  Edouard Chavannes,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3.214—215,云:“谁不知道国家的重臣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坚守自己的岗位,为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生活?谁不知道一个人省吃俭用,目的只是在保护自家的财产?”此处对句型结构的了解倒很正确。

[3]  Homer H.Dubs,The Works of Hsün-tzu,p.215,“他有过人的勇气,不畏死,他同意自制,因为他要照顾自己的生命。极谨慎的人花费自己的钱,而花费是为了照顾自己的财产。”此处“他”被误解作皇帝,而不是一般的君子。

    郭沫若的文章没有参考《荀子》与《史记》中的文句。   

 

在《晏子春秋》[1]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托名为齐国另一位政治家晏子(即晏婴):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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