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齐国政治家的假托是否正反应了东周时期齐国的经济比较发达，颇难断言。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虽然两位政治家都享有美名，不过根据记载，这两人的生活形式很不一样。晏婴一向被刻画为一位极端节俭的人物。他穿同一件皮裘，三十年如一日。当他为祖先奉祭牺牲的时候，所供奉的猪蹄膀小到无法装满整个盘子。反过来，据说管仲过着一种铺张，甚至于豪奢的生活[2]。

    为了使前面有关古代中国的讨论更加完美，我想引用《盐铁论》中的一段文字。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某些政府官员与文士集团之间有关财政政策的一次辩论的翔实记录。(英译是根据Esson M．Gale的译本[3])。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味利则本业不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__________________

[1]  《晏子春秋》(《四部丛刊》本)卷5，页8下。关于成书的年代，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2册，页1255—1256，及Richard L． Walker，“Some Notes on the Yen-tzu Ch'un-Ch’iu”，JAOS，73．3(1953)．156—163．

[2]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23，《礼器》，页7下—8上；卷43，“杂记下”，页2下．James Legge，“The Li Ki”(SBE，27)402，(SBE，28)165．Legge，Cnfucian Analects，162—163．

[3]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p．22．

《管子》之引文在现行本中找不到，当然只得借助前面的讨论来了解。就“味利”(渴求利润)而言，我们也可以同意卢文弨(1717—1796)的主张，改成“末利”(末业的利润[1])。

    工赈的观念在汉代一个时期以后就隐伏了。到了宋代，这是另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思想才又活跃起来[2]。最佳的例子是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3]。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夫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关泽也。

以上的故事录自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4]。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前述引文。唯末字误作“未”。

[2]  参考谷霁光，“唐末至清初间抑商问题之商榷”，《文史杂志》第1卷11期(1941年)，页1—12。

[3]  这显然是梅尧臣(1002—1060年)悼祭范仲淹的诗句“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所指的事情。参考《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5，页3下。我十分感谢刘子健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几行诗句。

[4]  《四部丛刊》本，卷11，页6下—7上。有一本很方便的校注本是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1955年，两册。照胡氏的说法，沈括的生年应是1031年而非1030年。

曾将这位作者描写为“可说是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而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沈括如此看重范仲淹的高明政策绝非偶然，因为沈括本人对经济事务就有很深刻的见解。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当他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他向皇帝做了以下的报告：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2]。

    沈括对流通速度的突出了解早为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注意到，他骄傲地指出沈括比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约早四百年发现这个道理[3]。

    从汉代以来的灾荒救济指南[4]，通常都给“工赈”(又称“以工代赈”、“即工寓赈”)留下一些篇幅，而用晏子、范仲淹等先例做说明。官方的法规，差不多在1073年(熙宁六年)，参考了范仲淹实行的办法，规定常平仓中的钱谷在荒年时，必须用来从事水利工程以便赈济贫民[5]。后来的朝代也沿用了同样的办法。有趣的是1073年的命令规定了这类工程要先行筹划应用的人员与费用，并且也要配合详细的数字。清朝时(1737年，高宗乾隆二年)，有一道上谕，要求仔细勘估各省待修的城垣，列上各项工程的优先顺序，这样，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实行工赈[6]。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1954，pp．135—137．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3，页7下。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3年，第2册，页342—343。

[4]  很多这一类的书都可以在康熙二十九年俞森编的《荒政丛书》中找到。

[5]  《文献通考》(《十通》本)卷26，页254右下。

[6]  杨景仁《筹济编》(著者序写于道光四年)，光绪九年利本，卷13，页6。

中国这种传统会让读者想到近代西方同样的作法。这种观念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早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早期中国的“工赈”与现代社会“为繁荣而奢侈”的政策之间还是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的这种办法主要是来自应变的智巧，因此一直保持一种特殊性格，而现代政策却有一贯的经济学说作根据，并以最适量消费为目标[1]。换句话说，后者代表了经济上的合理化，以使其本身达成一项经济结论。在比较近代的文献中，我所能够找到最接近经济分析的东西，是一篇写于16世纪赞成奢侈的文章，很值得注意，但鲜为人所知。我把它放在文末做为附录。

最后，就训诂方面而论我们必须指出，在所有注疏家中能够正确了解“侈靡”篇者为猪饲彦博(字敬所，1761—1845年)，其出版于1798年(日本宽政十年，清仁宗嘉庆三年)的《管子补正》一书，最为郭沫若所推崇[2]。“礼书”中那段难解的文字，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字履轩，1732—1817年或1816年)有正确的了解，他的看法在泷川龟太郎著名的《史记会注考证》曾加以引录[3]。从比较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指出1783年(日本天明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松平定信(1758—1829年)著名的工赈事例。那一年他下令沿着大隈河兴筑堤防以提供穷人就业的机会[4]。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就以为松平定信赞同奢侈的一般性政策。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参考Oscar Lange，“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Economica(New Series)，5．7(1938)，12—32。我很感谢洪家毅博士指点我参考这些资料。洪博士也作了以下的观察：“西方史上，消费不足的理论主张人们以增加消费来改善经济情况，在不景气和经济萧条的时候通常都能贏得大众的欢迎。中国史上，出现更加频繁的饥馑与其他天然灾害，因此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学者早就发现到消费的致善的一面。”

这段宏论，对于“一个社会经历着或经历过相当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正是侈靡论成形之时”的主张不但没有抵触，而且使它的意思更完整。当然，储蓄与消费何者为佳，是要根据许多因素而定的，这包括了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发展的阶段、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环境条件。我也很感谢艾克斯坦博士(Dr．Alexande E．kstein)与我讨论这些观点。

[2]  《管子集校》，上册，页7、18—19。

[3]  《史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