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大日本农政史》(又名《大日本农政类编》),1932年,页811—812。
实上正好相反,在他和他的同僚合著的《物价论》(1789—1790)[1]中,他的同僚本多忠筹辩称禁止奢靡将会阻碍商业的发展,然而松平定信本人却强烈地支持节俭。这又再次说明了官方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可能的,甚或经常的差距。
附 录
后文乃明朝上海县人士陆楫所著,收在《蒹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卷204,页2下—4上)。本文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它将个人和一家一姓的利益与社会整个的利益加以分别处理。显然这位作者体会到逻辑上所谓“构成之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也就是说对于个别个体为真的东西,对其全体而言不一定为真;反过来说,对全体为真的东西,对个别的个体而言也未必为真。
另一点发人兴味的是作者提到的一段《孟子》。在这段文字中,孟子为自己奢泰的生活辩护,他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当然孟子也马上补充一句,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适合像他这般富有的人而已!
《孟子》这段文字中“羡”与“不足”等字也出现在一些其他古籍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管子》[2]。在《盐铁论》[3]中,则有一段令人迷惑的字词,“前不足”、“散不足”与“聚不足”。当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其“羡不足论”(“Zum Chinesischen Luxus-Ein Beitrag zur abwechselung des Luxus in China”)(《史学杂志》,51卷1期,1940,页27—56)中曾主张这都是“羡不足”三字之讹写,意指财富分配的不平均,这点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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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松平定信时代》,1936年,页222—226,255—256。
[2] 《管子》,五十二、七十三、八十一,(《四部丛刊》本),卷17,页2下;卷22,页4下及卷24,页1下。五十二篇内文“义不足”三字(卷17,页2下)应照猪饲彦博的校改,读作“羡不足”。并参考Lewis Maverick,Economic Dialogeus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pp.97—98,117,181。
[3]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章。《四部丛刊》本,卷5,页15上;卷6,页1;卷6,页10。二十八章是P.A.Boodberg与T.C.Lin所译《盐铁论》的最后一章,刊于JNCBRAS,65(1934).73—110.文中,“前不足”被当作“前面(所描写)的不足现象。”
论治者频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1]:“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此可与智者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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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言论最早大概是司马光提出的(《文献通考》卷23,页226下),虽然类似的观念在更早的文献中早就以不同的字句出现了。
原题:“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收于Lien-sheng Ya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58—74,由陈国栋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