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问题的提出：“每个参加议会的会长应从自己的行会中提出最有声望的（会员）十二人对议会宣誓。如果需要举行扩大会议，那么，依照需要情况，这十二个人（代表各个行会）应被邀参加，这样就组成了扩大会议。如果会长们和十二个人要从议会争取什么，或者要从议会打听什么，那么，他们在扩大会议开会之前，应集合在市政厅里，先行陈述并加以说明。如果问题是极其重要，和十二个人商谈不能获得解决，那么，各个会长应召集自己行会全体会议，使大家能够了解这一事情。” 
    5．财政收支：“我们规定，各个人的财产（不论男女穷富）一律依照所有人的自报，加以课税”。“应该每年向穷人富人报告：税款的收入怎样用去，城市清偿了什么债务，以及承上帝佑助，什么款项该由城市收进。” 
    面对这个640多年前的西方城市自治的文件，中国人反躬自问，明、清两代固然没有这样的制度，县以上的各级官员都由朝廷或督抚选派，时至今天的中国大陆，恐怕还是很难断言：究竟那个城市真正达到了这样的自治水平？ 
    宋、明以降，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保甲、里甲和乡约等等。保甲、里甲的共同特点是官府控制平民的工具，没有丝毫自治气味，而且还实行残忍的犯罪连坐制度。有争议的是乡约，有人誉之为绅权自治；有人甚至认为比地方自治还高出一筹：“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不能包含乡约” 。的确，乡约及与之配套的义仓和社学，体现了宗族共同体的互济精神，其道德约束亦有可取之处，可是，它的灵魂是按照三纲和体现理学精神的皇帝“圣谕”的要求严格控制宗族成员。
    这些乡约，往往具体落实在族规、家法中。让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吧！
    有些族规头一条就规定：“圣谕当遵”。 有的则强调：要“急完粮”，“践土食毛，富有纳税之义务。” 
    孔氏族规中规定：“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一经闻四祠，笞责三十。甚，革胙除派。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影响最大的《朱子家礼》收入司马光撰写的《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 
    至于各种族规中压迫、束缚妇女的条文，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征引。 
    更多的家族共同体的族规没有形诸文字，但已把用各种刑罚（包括处死）惩罚违反三纲的族人和追求婚姻自由的男女变为风俗习惯，视为天理，代代相传。 
    这些条文或风俗习惯中规定的严苛维护三纲，家族而不是个人的财产所有制，以及对思想、文化所谓异端赶尽杀绝的严禁，都是摧残人性和个性，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向现代转型的锁链。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的差异。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以这些具体的文化差异和制度为基础的。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