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寻租理论尽管已对腐败的原因做出了深入而有效的解释，但它显然忽视了影响腐败的还有一国的恰恰与此相反，它先假定人是善的，是能够自律的，通过“一日三省乎己”等方式就能成为君子甚至圣人，在善的假定下，对人性自利和险恶的防范就比较疏松。既然占据社会主流的是已经和能够做到自足完善的道德精英，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对道德的过分信任一定对应着对规范约束的轻视，因为约束越厉害，越体现了对道德的不信任。规范好人不是多余就是迫害。于是在这种传统下，政治体制对官员的品行及其道德自律的能力抱以充分的信任，这种信任甚至远远超过它对政权制度建设的关注。应该承认，作为一种对人性的激励，这种传统也曾经发挥过较大的功用，即当道德形象能够导致政治升迁或换取其他利益时，官员就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形象，做出积极的作为。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政治的常态，于是弃守或随时准备弃守道德形象就成为官员更真实的选择。

　　所以笔者认为，整体意义上的官员道德水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从来没有达到过先哲期望的高度，它常被利用来做功利的筹码，它的薄弱本来就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道德堤坝不堪一击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道德堤坝本来就不够坚固。“三年清政府，十万雪花银”可以证明过去。解放初期，严明的党纪约束（毛泽东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这种人治的方式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加上没有多少资源可以谋求的历史贫困，道德的薄弱自然不容易显现出来；而在当今普遍求利的社会氛围中，官员对物欲的渴望被激起而满足物欲的条件又具备，并且相应的制度约束与法律规范还跟不上时，官员坚守道德的形象就不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道德的薄弱立刻在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上显现，以权力寻租为内容的腐败就蔓延开来。

　　所以，道德感薄弱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片面重视道德自律、忽视制度约束的文化传统所造成。要补救这种状况，绝对不能再靠道德自身，也就是不能靠官员自己所谓的学习反省，必须依靠制度来规范。


2、关系网盛行的现况与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

　　盘根错节、无法割断的关系网与无法推脱的人情，是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网和这种情一旦应用于权钱交易，则产生大面积的腐败。

　　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现在很多案件的牵涉范围都比较广，往往一抓就是一群，不但造成的后果严重，而且互相保护形成攻守同盟，导致查处艰难；其次，亲属共同牟利，父母利用特权为孩子牟利，或者配偶主动充当收受贿赂的管道等，都十分常见。实际上，即使从经验的角度感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现阶段，的确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系统，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来进行的。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并进而成为寻租者逃脱法律制裁的依仗和凭借。[11]具体的说，这个关系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情而建立起来的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另一个则是基于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结合体。

　　庞大而紧密的关系网并不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的状况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韦伯在设计现代官僚体系的时候，试图把人的情感与理性相分离，建立一个完全等级制的机械刻板的制度。这当然是无法做到的。最好的情形是，用严格的制度保障将人的情感与偏好控制在体系能够容忍的程度。但是“在内在超越的中国价值体系中，由于缺乏上帝立法的观念，法律始终没有神圣性。”[12]填补这一空缺的是人情：“人情大于法”。它的后果是，一个官员如果出于人情而适当牟利，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默许；而他如果胆敢做出六亲不认的样子，则不但会遭到亲人们的责难和社会舆论的攻击，有时甚至会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称之为“人伦”，“伦”字的意思后世的注家说是“序”，即表示一种秩序。要寻找其历史渊源，我们还得回到孔子那里。孔子认为，人伦之情是建构理性社会的大众心理基础，因为个体的人通过情感和血缘纽带先与家庭，继而与整个社会联为一体，就不必借助超验的未知世界去找寻意义的依托。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家是人们行为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政治社会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13]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人伦的重视又是中国社会宗族力量始终强大的客观反映。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中国人的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14]主导意识形态在价值上肯定了人们对宗族的认同和忠诚。于是，由直系血亲推演扩张，宗族成为古代最重要的关系网。族内的人们近乎本能的盼望，那些在本宗族中率先“发达”的官员们能够给全宗族带来巨大的可分享的福利，外面的一些人们则想方设法通过婚姻等途径进入那些豪门望族，目的也是共享荣华富贵。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很多时候都没有讽刺意义，而原真的表达了人们的理想。

　　在现代社会官员谋求利益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浓厚的“宗族”观念的影子。至于老乡、同学、战友等，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扩展和变形而已。熟谙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们在寻租的过程中，一般也能心领神会地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渠道来实现“沟通”。基于利益整合起来的关系网，开始时也通常需要由亲密的人们“引线搭桥”，然后经过试探达到信任，这种关系网因为能够在网的内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建立起“一损俱损”的安全闸机制而越来越受到“欢迎”。

　　萧功秦先生把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结合起来的关系网称为分利集团，他认为这种分利集团在“政权软化”的环境中很容易形成，而一旦形成，它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得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政权软化。如此恶性循环，“政府将面对两大陷阱的相互沟通而无能为力。”[15]

　　结论是，关系网的盛行与重视人伦关系和宗族强大的传统分不开，由于它实际上是把一批道德感薄弱的官员集合在一起，对政权的危害程度就远远超过单个的道德感薄弱的官员。强化法治的观念，通过制度的手段把人情规范在正常的范围内，是治疗的思路。

　　上面我们阐述的官员腐败成因的两个特点和两个传统要素，最后归根究底都可以纳入“制度安排有缺陷”或“制度供给不足”的范畴。在普遍缺乏制度安排作保障的地方，不规则性是公共行政运作的常态特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行政过程也总是不透明的；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官员职能或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就实现了增殖。两者都常伴随着权和利的交换。

　　有人曾用一个简短而精辟的分粥故事来说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在一个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中，每一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凶险祸害之心。他们都想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分食一锅粥。由于没有称量的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只好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实现。方法一，指定其中一个人负责。结果这个人为自己分的最多；方法二，每人轮流主持一天，结果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自己主持的那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是挨饿；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开始还算公平，不久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