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频繁的争吵，使粥经常处于冰凉的状态；方法五，每一个人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最后领粥，结果就象用科学仪器测量出来的一样公平。[16]

　　可见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可以改变人的行为预期。而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只有在制度安排与提高制度供给能力上多下功夫，大胆革新传统中忽视制度建设和与法治不相容的文化积淀，才能真正治理官员的腐败，恢复政治的健康与活力。



　注释：

　　[1]小约翰·T ·劳努：《贿赂》，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00页。[2]詹姆士·布坎南：“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载《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3][4]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腐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第79页。[5]道·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6][8][9]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0页，第428页，第428页。

　　[7]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10]参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11]参见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12][13]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第28页。

　　[14]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15]参见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16]参见华北：“分粥制度”，载《青年参考》，1998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