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古今也从容——试论“戏说历史”的文化内涵(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地兴师问罪，把“不是历史”视为“就是历史”。《宰相刘罗锅》在香港播放时则去掉了片头的“不是历史”、“民间故事”的提示性字样，也没有人以此责备这部电视剧，说它与历史不符。
历史剧总是免不了“戏说历史”的成分，这是历史剧之所以为历史剧的“本体论依据”。无论多么严肃的历史题材，一入戏剧总是要纳入文艺的轨道，总是难以避免“戏说历史”的痕迹。《三国演义》之与《三国志》是“戏说历史”，《西游记》之与唐玄奘西域取经也是“戏说历史”，但人们对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表现了非凡的宽容与大度，无非是“从古原则”在作怪罢了——古人是不会有错的，仿佛只有古人才有“戏说历史”的特权。对于今日之“戏说历史”则大不以为然，也是习惯势力使然。《戏说乾隆》在电视台放得最起劲时，也是《三国演义》大红大紫之时，北京地区的观众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无非说明有人喜欢这种“戏说历史”（即“游戏”的“戏”），有人喜欢那种“戏说历史”（即“戏剧”的“戏”）罢了。
但不论青红皂白地反对“戏说历史”的人毕竟还有不少。据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戏说历史”。《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了极致，《秦颂》则有气死历史学家的“罪恶企图”。其实一看这些剧目马上就会明白，“戏说历史”自有其禁区存在，只是拿王侯将相开涮，大有“大打死老虎”和“狠烫死猪头”的威风，绝不敢随意拿近现代人物开刀，描写林则徐的电视剧就遇上了法律方面的麻烦。但不管怎样的任意杜撰、歪曲历史，不论社会精英人物如何竭力反对，这些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都有相当好的收视率。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在“戏说历史”的问题上，升斗小民与精英阶层存在着差异、矛盾、龃龉。反对“戏说历史”之人所持的历史观是精英历史观、一元论历史观，它是知识分子的产物；赞成“戏说历史”之人所持的则是民间历史观和多元历史观，它是民间传统的延续。“戏说历史”的冲动本身表明了民间势力的存在，“戏说历史”是民间历史逻辑的一种顽强展示。
第二，“戏说”历史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戏说”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戏”指戏剧；一类“戏说”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戏”乃指游戏。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在社会精英那里，以游戏之笔“戏说历史”历来恶谥满头，因为它没有历史氛围，把历史当儿戏，对历史不负责任，故意制造历史谬误，随意改变历史人物的命运，随便虚构重大历史事件，缺乏责任感，乃至造成历史细节严重失真——秦皇汉武竟然掏出五四式手枪、20世纪40年代竟然开出五九式坦克、甚至一味“关公战秦琼”般地“搞笑”。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精英的“社会关切”毕竟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社会关切”，他们更多地关心历史的“氛围”、“责任”、“命运”等等；普通百姓关心的是好看不好看，一旦不好看，他们就会采取“过激行动”。说起来好笑，这“过激行动”便是两字：不看。
由此可见，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利益，历史剧本身也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同的历史题材掩饰着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中”“外”有别。对于中国历史题材，一般的中国人都义无反顾地“铁肩担道义”，对于外国历史题材则多作壁上观：法国乔治·哈的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之死》，英国莎士比亚九部历史剧（《享利六世》、《理查三世》等），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巨片《巴顿将军》、《甘地》等……无论怎样“歪曲”历史都与我们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研究外国史的专家一般也较为开明，并不为此生气。中国历史题材则截然不同，它至少也是一般历史学家的饭碗之所在，他们反对“戏说历史”，是要通过维护“历史资源”的“纯正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至于革命历史题材，那不仅是一般的历史学家的身家性命之所系，也是革命历史中人的性命之所在，自然是不允许“戏说历史”染指的。权威部门反对“戏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戏说“革命历史题材”的恐惧和忧虑。香港电视剧把诸葛亮写成一个行侠仗义、武艺高强的江湖豪杰，为了漂亮的小乔而和周瑜舞刀弄枪；还有秦始皇，与孟姜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这些都没有什么，顶多惹得历史学家们生一肚子气，可见利益与利益也有不同，此利益与彼利益有大小之分，有彼此之别。
细究起来，不妨问，历史剧究竟属于历史的领域还是戏剧的领域，历史剧究竟应该是对“历史”的写真，还是对历史的“戏剧化处理”？这里分两派意见：两派意见可谓势均力敌。一派认为历史剧姓“历史”不姓“剧”，它应以历史为主以戏剧为辅，历史是内容戏剧是形式，历史剧即以戏剧的形式揭示历史的内容，是图示历史的教科书，总之是历史第一，戏剧第二；一派认为历史剧的灵魂是“剧”，至于“历史”，从语句形式上说只不过是个修饰语，从艺术功能上说只不过是剧借尸（史）还魂（剧）的工具，它以戏剧为主以历史为辅，历史不过是铺陈戏剧的材料，可切可剪，可增可删，可以正说可以反叙，内容上不受拘束，形式上灵活自由。历史的意义是真实，至少是某些人理解的真实，但“真实”的历史是千差万别的，任何一元论的“历史”，任何唯我独尊的“历史”，都是某些人自我营造的幻想。历史是多元和变化的。戏剧的意义是创造和革新，是灵活自由地处理一切素材和题材，包括历史。所以我们的结论似乎是妥协性的：历史剧是否为人接受甚至为人称道，关键在于能否在历史与戏剧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既顾及到历史的利益又要顾及戏剧的情趣，既顾及精英的历史观又顾及民间的历史观。可是，这样的要求实在是有点高不可攀，这样的钢丝走起来实在危险。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历史学家常常对于历史剧没有好感，甚至成为历史剧的天敌。从表面看来，历史剧常常戏说历史因而歪曲了历史，甚至篡改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历史学家总是以为只有自己理解的“历史”才算是“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学术领地，他人理解的历史必定挂一漏万漏洞百出，甚至心术不正故意歪曲，历史学家似乎只有在历史剧面前才发现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对真理的挚爱，才明白了自己所掌握知识的分量和权力的魅力，因此处处以历史的权威人士自居，以真理的卫道士自励。其次，历史剧作为一门处理历史题材的艺术，它对历史事件的处理虽然是这门艺术的权利，但它还是对历史学领域的或善意或恶意的“侵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剧肆意冒犯他们的领土怒不可遏，因为那是无视权威，藐视历史，侵犯真理。从深层上看，历史学家并不希望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虽然他们也想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但方式不是戏剧，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那样才能更加充分全面地实现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历史学家与历史剧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两类在利益上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历史学家的“历史”与历史剧作家的“历史”）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如“憨直”与“游戏”）之间的恩恩怨怨。这里包含了利益上的矛盾，也包含了人生态度上的差异，以及知识重叠时的困惑。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领地，维护着既定的历史研究的传统与秩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在这方面，外国人显然是略胜我们一筹的。他们不仅可以戏说历史，而且可以戏说“经典”。美国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把
历史剧总是免不了“戏说历史”的成分，这是历史剧之所以为历史剧的“本体论依据”。无论多么严肃的历史题材，一入戏剧总是要纳入文艺的轨道，总是难以避免“戏说历史”的痕迹。《三国演义》之与《三国志》是“戏说历史”，《西游记》之与唐玄奘西域取经也是“戏说历史”，但人们对于《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表现了非凡的宽容与大度，无非是“从古原则”在作怪罢了——古人是不会有错的，仿佛只有古人才有“戏说历史”的特权。对于今日之“戏说历史”则大不以为然，也是习惯势力使然。《戏说乾隆》在电视台放得最起劲时，也是《三国演义》大红大紫之时，北京地区的观众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无非说明有人喜欢这种“戏说历史”（即“游戏”的“戏”），有人喜欢那种“戏说历史”（即“戏剧”的“戏”）罢了。
但不论青红皂白地反对“戏说历史”的人毕竟还有不少。据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现在受到的最大威胁是“戏说历史”。《戏说乾隆》为始作俑者，《宰相刘罗锅》则走向了极致，《秦颂》则有气死历史学家的“罪恶企图”。其实一看这些剧目马上就会明白，“戏说历史”自有其禁区存在，只是拿王侯将相开涮，大有“大打死老虎”和“狠烫死猪头”的威风，绝不敢随意拿近现代人物开刀，描写林则徐的电视剧就遇上了法律方面的麻烦。但不管怎样的任意杜撰、歪曲历史，不论社会精英人物如何竭力反对，这些都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都有相当好的收视率。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在“戏说历史”的问题上，升斗小民与精英阶层存在着差异、矛盾、龃龉。反对“戏说历史”之人所持的历史观是精英历史观、一元论历史观，它是知识分子的产物；赞成“戏说历史”之人所持的则是民间历史观和多元历史观，它是民间传统的延续。“戏说历史”的冲动本身表明了民间势力的存在，“戏说历史”是民间历史逻辑的一种顽强展示。
第二，“戏说”历史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戏说”是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戏”指戏剧；一类“戏说”是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戏”乃指游戏。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在社会精英那里，以游戏之笔“戏说历史”历来恶谥满头，因为它没有历史氛围，把历史当儿戏，对历史不负责任，故意制造历史谬误，随意改变历史人物的命运，随便虚构重大历史事件，缺乏责任感，乃至造成历史细节严重失真——秦皇汉武竟然掏出五四式手枪、20世纪40年代竟然开出五九式坦克、甚至一味“关公战秦琼”般地“搞笑”。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精英的“社会关切”毕竟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社会关切”，他们更多地关心历史的“氛围”、“责任”、“命运”等等；普通百姓关心的是好看不好看，一旦不好看，他们就会采取“过激行动”。说起来好笑，这“过激行动”便是两字：不看。
由此可见，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利益，历史剧本身也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同的历史题材掩饰着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中”“外”有别。对于中国历史题材，一般的中国人都义无反顾地“铁肩担道义”，对于外国历史题材则多作壁上观：法国乔治·哈的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之死》，英国莎士比亚九部历史剧（《享利六世》、《理查三世》等），美国好莱坞制作的历史巨片《巴顿将军》、《甘地》等……无论怎样“歪曲”历史都与我们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研究外国史的专家一般也较为开明，并不为此生气。中国历史题材则截然不同，它至少也是一般历史学家的饭碗之所在，他们反对“戏说历史”，是要通过维护“历史资源”的“纯正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至于革命历史题材，那不仅是一般的历史学家的身家性命之所系，也是革命历史中人的性命之所在，自然是不允许“戏说历史”染指的。权威部门反对“戏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戏说“革命历史题材”的恐惧和忧虑。香港电视剧把诸葛亮写成一个行侠仗义、武艺高强的江湖豪杰，为了漂亮的小乔而和周瑜舞刀弄枪；还有秦始皇，与孟姜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这些都没有什么，顶多惹得历史学家们生一肚子气，可见利益与利益也有不同，此利益与彼利益有大小之分，有彼此之别。
细究起来，不妨问，历史剧究竟属于历史的领域还是戏剧的领域，历史剧究竟应该是对“历史”的写真，还是对历史的“戏剧化处理”？这里分两派意见：两派意见可谓势均力敌。一派认为历史剧姓“历史”不姓“剧”，它应以历史为主以戏剧为辅，历史是内容戏剧是形式，历史剧即以戏剧的形式揭示历史的内容，是图示历史的教科书，总之是历史第一，戏剧第二；一派认为历史剧的灵魂是“剧”，至于“历史”，从语句形式上说只不过是个修饰语，从艺术功能上说只不过是剧借尸（史）还魂（剧）的工具，它以戏剧为主以历史为辅，历史不过是铺陈戏剧的材料，可切可剪，可增可删，可以正说可以反叙，内容上不受拘束，形式上灵活自由。历史的意义是真实，至少是某些人理解的真实，但“真实”的历史是千差万别的，任何一元论的“历史”，任何唯我独尊的“历史”，都是某些人自我营造的幻想。历史是多元和变化的。戏剧的意义是创造和革新，是灵活自由地处理一切素材和题材，包括历史。所以我们的结论似乎是妥协性的：历史剧是否为人接受甚至为人称道，关键在于能否在历史与戏剧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既顾及到历史的利益又要顾及戏剧的情趣，既顾及精英的历史观又顾及民间的历史观。可是，这样的要求实在是有点高不可攀，这样的钢丝走起来实在危险。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历史学家常常对于历史剧没有好感，甚至成为历史剧的天敌。从表面看来，历史剧常常戏说历史因而歪曲了历史，甚至篡改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历史学家总是以为只有自己理解的“历史”才算是“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学术领地，他人理解的历史必定挂一漏万漏洞百出，甚至心术不正故意歪曲，历史学家似乎只有在历史剧面前才发现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对真理的挚爱，才明白了自己所掌握知识的分量和权力的魅力，因此处处以历史的权威人士自居，以真理的卫道士自励。其次，历史剧作为一门处理历史题材的艺术，它对历史事件的处理虽然是这门艺术的权利，但它还是对历史学领域的或善意或恶意的“侵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剧肆意冒犯他们的领土怒不可遏，因为那是无视权威，藐视历史，侵犯真理。从深层上看，历史学家并不希望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虽然他们也想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但方式不是戏剧，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那样才能更加充分全面地实现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历史学家与历史剧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两类在利益上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历史学家的“历史”与历史剧作家的“历史”）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如“憨直”与“游戏”）之间的恩恩怨怨。这里包含了利益上的矛盾，也包含了人生态度上的差异，以及知识重叠时的困惑。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领地，维护着既定的历史研究的传统与秩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在这方面，外国人显然是略胜我们一筹的。他们不仅可以戏说历史，而且可以戏说“经典”。美国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