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题历来受到儒家的最高重视。儒家教育以塑造人格为首要目的，而其起点与底蕴则是“修身”。儒家思想教育经典《四书》中《大学》一篇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涉及道德理想的宣言表达了儒家的一种信仰；而且它很自然地表达了如下一系列道德推论：“修身”被视为“齐家”的基础，“齐家” 同样又成为“治国”的前提，而只有“治国”之后才可做到“平天下”。所以世人不论高低贵贱，都必将通过“修身”这种道德方面的努力，积极投入到“实现自我”这一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去。《大学》中设计的教育方案之所以赋予“修身”枢纽的地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壮大端赖此种社会群体的自我评判意识。促使儒家学者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的并非是道德理想主义或教育乐观主义，而是信仰，即相信通过每个人的不断努力可以改善提高人类总体状况，他们将其道德教育的大厦奠基于“修身”之上。

    这一观点貌似简单，却是基于如下一种看法，即人是学习的人。并且真正有可能把已定的结构性限制转化为一系列能动的自我实现行为。所谓学习就是使我们的身体塑型为自身的美学外现这一过程。作为人格塑造手段的教育，其真正功能就是学习成为一个人。在“成人” （humanization）过程中，我们使先天固有的人性得到体现。在自身生存之基上挖一口井，我们就可以接通自身生命之水的源泉，从而创造、滋养并维持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将我们这种有感觉、有思想、充满意志的个体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关于人性的这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观点，其根本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均具有感情（affectivity ）、认知（cognition ）、会意（conativeness）之心。确实，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兽木石本是同根共源。我们人类具有大量哺乳动物的本能，并且通过对狗、马、蜂、蚁等生物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大大增进对自身的认识。但是，人类经验中却有不少地方无法用动物行为来解释。比方说，无论对动物行为作出多么富于创意的解释，也都说明不了人类在食物与性这两方面所体现的意义。尽管不必因为人的独特性而把人兽截然两分，但把明显的人类特证降格为动物行为的一种，即便用社会生物学的术语来论证，也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

    个体的多样性体现于人的独特性之中。正如中国老话所云：“人心之不向如其面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每个人因其种族、性别、生长地区与时代及禀赋的差异，从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使彼此基因全然雷同；他们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人一出生就具备了个体性，而这种个体性绝对不可复制。存在主义者有句名言，说世人皆在孤独中死去（We all die a lonely death ），自有其真理内核在。确实，我们每个人所走的路，就其整体而言，都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的。儒家的训导“学者为己”（原文是“古之学者为已”，见《论语。宪问》）就允分肯定了个体独特性的中心地位。了解自身，培养适合个人的发展取向，这是任何外界要求，如社会的提倡与家长的认可，都无法取代的。为塑造人格而学习，本身具有价值，非为达某一日标而采取的手段，无论这一目标说来是如何伟大、崇高。

    尽管学习是为己而非为人，尽管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说到底都要独自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但我们并非相互隔绝的实体，而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个中心。“为己而学”不仅鼓励而且促成我们与家庭、邻里、学校、社团、国家、宗教乃至全球等各类组织的联系。儒家的 “修身”需要“练达人情，洞明世事”这样的自我认识。通过与他人及外部广阔世界发生联系，我们学习在担任父、母、夫、妻、子、女、朋友、同事、师生、雇主、雇员、施惠者与受益者诸具体角色中而非在抽象概念中体现自我。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自我（self）在与他人的能动交往中获得了中心性。“自我”并非是一个静态结构，而是像流动的河水，在与其他“自我”的接触中自身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一个“成人”的过程。而人，本着“与人相处”的精神（spiritoftoge -therness），通过习“礼”学习成为一个人。

    我们不妨把“礼”视为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教育方案。首先，它在人的生物性存在中输人了文化法则。尽管人类与世界万物构成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但还是学着把自身的本能需求转化为社会性的、有时甚至是审美意义上的自我外现从而充分实现自我。人在一切牛物巾最富知觉与感应。他们通过生活、工作，学着变得文明、守礼、友善。正如语言属于公众—样，礼仪（ritual）问样也不是属于个人的。礼仪化过程（ritualization ）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要求个体与日趋繁密的人际网络连续不断地接触交流。制造“人”与制造文化这种创造活动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社会的。不过，个人的尊严不应隶属于社会功用。“学者为己”这句儒家格言就很清楚地表明在“修身” 思想中，自主与独立是如何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这一教育规划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人与他人发生联系的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独特人格。无论我们的自由感是否取决于对社会的间离意识，家庭的和睦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团结都是最为重要的。具有清醒的独立、自主意识与承认我们必须生活在多种社会角色中，这两者并不一定互相冲突。如果我们不能时常反省自己的人际关系状况，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很难说得上具有意义。因为，按照苏格拉底一派的思想，未经验证的生活并不值得追求，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真切认识到重视与他人的关系就是对自己的关照，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就很难做到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这句话了。

    内在的个体化与外在的社会化二者之间看似艰险难通（原文是： between Seylla and Chrybdis.该语源自希腊神话，Seylla为一巨大礁石，Chrybdis乃一大漩涡，行船至此，左右维艰），其实恰恰为以修身为本的“礼”教提供了广阔天地并使之占据儒家教育体系的中心。通过习礼，人不再被视为自足的个体或缺乏思想、按照既定程序行事的机器人，而是被看作有感觉、能思考、充满意志、奉行自我转化并且能够越超自身的人。我们可以把儒家礼制定性为“成人”，即一种兼容并蓄的“学习成为一个人”的方式（参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子大叔讲“礼”的一段话：“……故人之能曲真以赴礼者，谓之成人。”）。这一教育方案的全部内涵，单单用主体对自我的关怀或主体与他人的联系来解释都是片面的。无论是个体化还是社会化，这两个概念都不足以传达为实现真正的人所必需的“能动交往”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

    “成人”思想以“人性”（仁）为其内容与功能。作内容讲时，人性（仁）意为一种内质。它就像一粒种子，构成人类社会所有成员的核心与本质。人不论高低贵贱，都不会超越“仁”之外而生存。尽管只是在着意关怀自身时，我们才能说自身可以得“仁”。“仁”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的那种东西。它具有种子般的生发力，而正是这种转换生发的潜力使“仁”成为真实的存在而非假想的前景。如果我们按照儒家中孟子一派的说法，假定“侧隐之心”（或干脆讲，同情心）是人类共有的区别性特证，那么“仁”就其本义讲必须理解为“情” （affectictivity）。其次才是“理”（rationality ）或“意” （conativeness）。在儒家传统中，向情心的思想与有关理、意的各种观念并行不悖：事实上，作同情心解的仁，不仅指感觉，更意味着意愿与思考。“仁”作为功能主要体现在与他人的实际交往之中。意识到周围人群的存在并对其作出反应，这就需要我们对周围的人具有同情会意的共鸣（sympathetic resonance ）。心之所以为心，是因为它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回应宇宙万物，无论是一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