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世俗化过程中与物质主义相伴产生的金钱至上纵欲主义、腐败横行的危害，但又决不在重建精神家园时走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乃至神秘主义。
      当然，方才过去了二十年时间，中国的人文科学还远远没有成熟。但成就已有目共睹。其前景，则更令人充满信心。
 


      三 从“师法”到“创新”
 
      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国人文科学所走过敲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必须予以重视，这就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师法”他人之后，终于走到以“创新”为自己的第一职责。
      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最初是师法欧美日本，后来又师法苏联。五十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指令下，哲学，历史、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毫无例外地统统“以俄为师”。俄语成了第一外语;连同语言学在内，几乎所有学科都请来了苏联专家讲课;还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相关的理论著作乃至教科书，其中不乏一流著作，但许多是二三流著作，却一概奉作金科玉律。
      五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的实际与苏联的一套不断发生抵悟，更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思想上政治上产生了裂痕并急速扩大，关系走向恶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之下，转而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毛泽东的著作、讲话，经过大力提倡，在人文科学所有学科都成为最高的权威。然而，究其实质，核心架构仍然源自苏联，特别是列宁与斯大林的相关著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延安整风中，苏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源自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不但被继承下来，而且常常变本加厉。与此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了发扬自身优秀的革命传统与理论树建。但是，得到褒扬的，相当大一部分却是在战争时代形成并强化了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民粹主义传统、农民战争与农业社会主义传统、运动群众及群众运动传统等等。全党全国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人文科学能有多少独立自主思考与发展的空间?甚至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书法的真伪那样的讨论，都得由毛泽东本人亲自组织与过问;象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那样的学术著作能否出版，也得毛泽东本人批示。当“文化大革命”到来之时，人文科学几乎所有有成就、有一些不同于毛泽东相关论述的独立见解的学者都被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打倒在地，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被封存，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而像郭沫若那样在文字学、历史学、文学方面卓有树建的学者尽管早就忙不迭地认了错，并表示要烧掉自己的所有著作，最终，也还是未能逃避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对他“尊儒反法”倾向的一场全国性大批判。十年浩劫之中，人文科学万马齐暗，肆虐中华大地的是“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伪造党史军史的隐射史学阴谋史学，以及评法批儒、文学上的“三突出”等闹剧。
      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转移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上。人文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是由于刚刚打开国门，走出了自己的封闭状态，一下子接触到国外人文科学几十年来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少人未免为之头晕目眩。于是，形成了一阵新的热心译介和师法国外各种新思潮的热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与现代化相关的大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著述，都被迅速介绍到中国来。人文科学所属各学科也因此而空前活跃。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教、新道家、新佛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依德主义、证伪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学、普通语义学……，都在中国找到了传播者、应和者。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人文科学还没有真正走出以师法他人为主的时代。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至今仍在持续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研究热，以及各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对于人文科学走出师法他人为主的时代，转而致力于在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全面审视批评中，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的自己的新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沿革的研究，关于中国各民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观念形态、物化形态及制度化形态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大文明、各大区域文化交流的研究，关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文化的研究，使研究者触及人文科学所能及的所有方面，触及所有浅层次与深层次问题，接触到对同一问题古今中外名家的不同论释与不同评价，而这一切，给研究者进行独立思考和具有个性化的判断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难得的机会。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和无尽无休的论争，也迫使人们努力避免浮躁、浮泛、浮夸之气，沉潜下来，认真严肃、踏踏实实地进行比较深人的研究，发展创造性的思维。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培育创新能力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紧迫任务给提了出来，人文科学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思维与能力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人们究竟是向复制性思维与复制能力方向发展，还是向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方向发展，是安于做应用者、传播者，还是力争做创造者、发明者。而要将人们引向发展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前提就是人文科学自身要充满创造的活力，要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文科学已经开始出现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新的趋向。
      其一，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注意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包含人文科学内部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交叉和综合研究，力图在跨学科研究中形成新知识新学科。科学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但是，与此同时也越来越富有综合性。人文科学要解决人类在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没有广博而深人的跨学科知识，就很难作出切中要害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解答。一代新的人文科学研究者正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迅速成长起来。
      其二，人文科学越来越自觉地注意使自己的研究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库中的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剧增，现在，对于人文科学研究者来说，问题主要已不是信息量不足，而是如何尽量有效地获取信息，以及合理处理可以说极为庞杂而且数量越来越可怕的信息。人们在研究实践中终于逐步明白，必须像邓小平提倡的那样做到“三个面向”。只有这样，人们方才能够驾驭无穷无尽的信息，作出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成为滚滚而来的信息的俘虏与奴隶，或在无穷无尽的信息中迷失了方向。
      其三，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注意使自己的研究保持个性化特征。创造性思维，无论是个人的研究，还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研究，都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都必须重视他人的不同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尊重与重视中坚持自己的个性，只有对传统的东西，对外国的东西，也包括自己过去的东西，都抱着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已知的世界，尤其是未知的世界，敢于怀疑，敢于探索，一丝不苟，敬业尽责，百折不挠地去追寻，去求索，奋不顾身地甘于为科学而献出一切，方才可能真正攀上科学的高峰。
      人文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回顾五十年来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可以预期，人文科学的明天必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