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政治论与公文的艺术化 ——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问以国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这种误会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必然导致李白仕途的受阻和理想的破灭，结果很自然，天才的诗人被玄宗赐金放还，逐出政治中心。
李白从来就不迷恋官场，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p625），“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赠韦秘书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p612）。可是，被动的斥逐代替了主动的身退，李白的理想只能永远是理想。
有真正实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诗人吗？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员很难写出激动人心和感动世人的作品。“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命题。
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一个政治情结极浓的诗人，在政治理想和自许上一点不比李白逊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p74）与李白的从政途径不同，杜甫和大多数士人一样，选择了科举之路。这条路十分艰险，他跋涉多年，未能叩开仕进之门，最后靠献赋给皇帝，靠各方奔走干谒，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在安史叛乱的时候，他投奔新即位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官位不高，但“天颜有喜近臣知”[5]（紫宸殿退朝口号，p437），出入宫掖，随时可为皇帝“拾遗补阙”。对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不失为施展才干的机会。然而，杜甫究竟是正派的书生，他为房ｇｕǎｎ＠①罢相而直言疏救，却触怒肃宗，险些送命，旋即丢官。官场失意，并未使杜甫放弃理想。他对国事、政治的关心从未减退过。他最感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5]（宿江边阁，p1469）道出的正是广大不得志的士人关心现实的执着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②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5]（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p265），则又在自许中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使杜甫的政治关怀充满悲剧性。
政治关怀，是每一个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文人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政治关怀，构成了整部中国文学史“思想的景观”。缺少了这一道景观，中国文学将会轻飘许多。
诗中言政，是否越界？回答是否定的。“言政”仅指与政治有关，本质还是抒情。抒发忧国忧民之情、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古代诗人或写诗的士人，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阶层，其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们较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传统文化，具有关心现实政治的品质，其中富有正义感的一些人，还具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和仁爱的胸怀，有超出常人的感悟力和判断力。当儒家思想尤其是仁民爱物这套理论一经深入士子的头脑，他们便会以此为准则，判断现实政治的得失或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企图矫正政治运作上的偏差。无可否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有大量的作品带有表态的性质。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时代，在诗中作出关怀政治的姿态，不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会提升作品的主题或有助于塑造诗人的正面形象。但作家以何种动机来写作实在难以确认，人们在阅读和评论这类作品时，只好以文本为依据了。
三、文学政治化的典型：新乐府
文学的政治化，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中。
乐府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功能：以诗合乐，以诗观风。“风”通过声诗的乐音感染，实现讽谕目的。古乐府确实都是些讽谕精神强烈的作品，但自六朝以来逐渐消亡。唐人复古运动的实质是复兴儒学，韩愈以古文为革新对象，白居易则倡导新乐府遥相呼应。盛唐天宝间杜甫开始用新乐府反映动荡岁月，“三吏三别”以及《悲青板》、《悲陈陶》、《哀王孙》、《丽人行》、《兵车行》等诗篇出现在诗坛，集中反映了对时局的关心，对动乱中民生幸福的关切，对不合仁政的一切政治弊端的批判。在形式上，这些作品“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其首创性颇为引人注目。
元、白从前人和当代人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人们用新旧乐府来表达政治关怀、兴讽时事的创作现象，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文体自觉的趋势，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自己的作品为示范，确立了新乐府的形式，强化了新乐府的讽谕功能，并一直影响到唐末和北宋诗文革新，所谓“新乐府运动”，也就是这样的内容和线索。
白居易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认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6]诗歌既然具有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的功能，为什么不重视它的作用呢？如果统治者用诗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过则喜，岂不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上下一心，矛盾全无，君王就可以“垂拱而理”了。诗歌的作用如此重大，写诗的人又怎能不认真写作，不时时想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3]（卷426，新乐府序，p4689）呢？白居易此时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看到的是文学在政治上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作为一位自觉地把自己结合进封建国家政治机器的忠心耿耿的官员，白居易不但自己积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也希望所有文人都这样做。他甚至把写诗看成是用韵文来弥补奏议之不足或不便言说的补充形式：“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6]于是，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6]，“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3]（卷424，寄唐生，p4663）的主张。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为避免以文害情，他强调“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卷426，新乐府序，p4689）。在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中，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关怀。他自觉地用新乐府这一讽谕诗体，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他把诗人“美刺比兴”的社会责任和传统乐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文体自觉。白氏的贡献，或许这一点最为突出。
中唐以后，诗人写乐府都难以摆脱新乐府的影响了，新乐府直白急切的表现形式使其批判锋芒毕露无遗。人们写作目的很明确：关心政治，批判现实。这种成型的体裁对人们表达政治关怀十分合适。从另一面看，这种批判讽谕的样式也为诗人们批判现实提供了现成的武器。这就是新乐府及类似新乐府的歌行体在唐宋及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常常充当批判武器并时时与文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四、公文：文学的泛化与政治的艺术化
中国文章体裁式样之多，在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文章与文学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本无严格界限。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文学的独立，也并不会使公文或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正好相反，文学因素在非文学作品及公文中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史哲不分的传统看法，主要即指文体上的区别。古代文人在文学中要充分表达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在公文或官样文字中又尽量表现文学才华，这就是“文学的泛化与政治的艺术化”，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政治是一门专门之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论古今中外，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这是人们的共识。这里所说的政治的艺术化，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文学性表现。在古代社会，有关政治生活的许多内容
李白从来就不迷恋官场，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p625），“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赠韦秘书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p612）。可是，被动的斥逐代替了主动的身退，李白的理想只能永远是理想。
有真正实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诗人吗？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员很难写出激动人心和感动世人的作品。“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命题。
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一个政治情结极浓的诗人，在政治理想和自许上一点不比李白逊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p74）与李白的从政途径不同，杜甫和大多数士人一样，选择了科举之路。这条路十分艰险，他跋涉多年，未能叩开仕进之门，最后靠献赋给皇帝，靠各方奔走干谒，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在安史叛乱的时候，他投奔新即位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官位不高，但“天颜有喜近臣知”[5]（紫宸殿退朝口号，p437），出入宫掖，随时可为皇帝“拾遗补阙”。对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不失为施展才干的机会。然而，杜甫究竟是正派的书生，他为房ｇｕǎｎ＠①罢相而直言疏救，却触怒肃宗，险些送命，旋即丢官。官场失意，并未使杜甫放弃理想。他对国事、政治的关心从未减退过。他最感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5]（宿江边阁，p1469）道出的正是广大不得志的士人关心现实的执着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②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5]（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p265），则又在自许中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使杜甫的政治关怀充满悲剧性。
政治关怀，是每一个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文人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政治关怀，构成了整部中国文学史“思想的景观”。缺少了这一道景观，中国文学将会轻飘许多。
诗中言政，是否越界？回答是否定的。“言政”仅指与政治有关，本质还是抒情。抒发忧国忧民之情、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古代诗人或写诗的士人，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阶层，其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们较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传统文化，具有关心现实政治的品质，其中富有正义感的一些人，还具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和仁爱的胸怀，有超出常人的感悟力和判断力。当儒家思想尤其是仁民爱物这套理论一经深入士子的头脑，他们便会以此为准则，判断现实政治的得失或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企图矫正政治运作上的偏差。无可否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有大量的作品带有表态的性质。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时代，在诗中作出关怀政治的姿态，不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会提升作品的主题或有助于塑造诗人的正面形象。但作家以何种动机来写作实在难以确认，人们在阅读和评论这类作品时，只好以文本为依据了。
三、文学政治化的典型：新乐府
文学的政治化，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中。
乐府从一开始就具有多种功能：以诗合乐，以诗观风。“风”通过声诗的乐音感染，实现讽谕目的。古乐府确实都是些讽谕精神强烈的作品，但自六朝以来逐渐消亡。唐人复古运动的实质是复兴儒学，韩愈以古文为革新对象，白居易则倡导新乐府遥相呼应。盛唐天宝间杜甫开始用新乐府反映动荡岁月，“三吏三别”以及《悲青板》、《悲陈陶》、《哀王孙》、《丽人行》、《兵车行》等诗篇出现在诗坛，集中反映了对时局的关心，对动乱中民生幸福的关切，对不合仁政的一切政治弊端的批判。在形式上，这些作品“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其首创性颇为引人注目。
元、白从前人和当代人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人们用新旧乐府来表达政治关怀、兴讽时事的创作现象，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文体自觉的趋势，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自己的作品为示范，确立了新乐府的形式，强化了新乐府的讽谕功能，并一直影响到唐末和北宋诗文革新，所谓“新乐府运动”，也就是这样的内容和线索。
白居易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认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6]诗歌既然具有帮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的功能，为什么不重视它的作用呢？如果统治者用诗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采诗上闻，闻过则喜，岂不就可以“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上下一心，矛盾全无，君王就可以“垂拱而理”了。诗歌的作用如此重大，写诗的人又怎能不认真写作，不时时想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3]（卷426，新乐府序，p4689）呢？白居易此时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看到的是文学在政治上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作为一位自觉地把自己结合进封建国家政治机器的忠心耿耿的官员，白居易不但自己积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也希望所有文人都这样做。他甚至把写诗看成是用韵文来弥补奏议之不足或不便言说的补充形式：“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6]于是，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6]，“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3]（卷424，寄唐生，p4663）的主张。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为避免以文害情，他强调“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卷426，新乐府序，p4689）。在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中，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关怀。他自觉地用新乐府这一讽谕诗体，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他把诗人“美刺比兴”的社会责任和传统乐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文体自觉。白氏的贡献，或许这一点最为突出。
中唐以后，诗人写乐府都难以摆脱新乐府的影响了，新乐府直白急切的表现形式使其批判锋芒毕露无遗。人们写作目的很明确：关心政治，批判现实。这种成型的体裁对人们表达政治关怀十分合适。从另一面看，这种批判讽谕的样式也为诗人们批判现实提供了现成的武器。这就是新乐府及类似新乐府的歌行体在唐宋及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常常充当批判武器并时时与文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四、公文：文学的泛化与政治的艺术化
中国文章体裁式样之多，在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文章与文学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本无严格界限。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文学的独立，也并不会使公文或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正好相反，文学因素在非文学作品及公文中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史哲不分的传统看法，主要即指文体上的区别。古代文人在文学中要充分表达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在公文或官样文字中又尽量表现文学才华，这就是“文学的泛化与政治的艺术化”，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政治是一门专门之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无论古今中外，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这是人们的共识。这里所说的政治的艺术化，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文学性表现。在古代社会，有关政治生活的许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