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史，确实是沿着“正题”（保守）、“反题”（破坏）、“合题”（建设）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所谓“正题”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原型。西学东来，还在做“正题”工作的，自然就被说成是保守派。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学者大多在做“反题”的事。他们表现激烈，几乎骂倒中国一切传统，对旧文化矫枉过正。平心而论，文化批判（破坏）主义不一定完全不要中国传统，只是强调肯定之前，先行否定，是文化改造的必经路径。胡适一面鼓吹“全盘西化”，一面又埋头整理“国故”，正反应了这种心态。同理论之，从杜亚泉到何炳松，再到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杜维明等，也不可以视他们为“文化保守”。相反，他们是怀着一种使命感，在做文化建设的“合题”工作。他们并不反对西学的输入，因为他们说过：“吾人不能仅以保守为能事”、“西洋学术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之文明之中”。他们只是企求在被文化破坏主义者拆就的一片废墟上，再寻地基，重建新楼。这座新楼，其法式与构造尽可以学习西方，但“地基”一定要是中国的。西洋文明尽可以“融合”于中国的肌躯，但血脉一定要是中国的。他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保守派，而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合题派”或“建设派”。文化的“合题派”，其历史功劳不在“反题派”之下。固然，舍“反题派”（“破坏派”），旧文化依然不变。然而，若无“合题派”的事业，废墟将永远是废墟，新文化再造无日。“反题派”与“合题派”争吵了一个多世纪，而在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共同意义上却是异声同调，殊途同归。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对儒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应该作如是观。
十一、“化西”
“新心学”的倡导者贺麟反对“被动”地“西化”或“全盘西化”之说，主张“张扬民族文化精神”又“得西洋文化体用之全”的“化西”工作。
贺麟认定，“全盘西化”论者强调的“全盘西化”往往指的是“全盘科学化”，固然，贺麟承认中国一切学术文化工作，都应该科学化，受科学的洗礼。而“全盘科学化”不得谓为“全盘西化”，科学是人类的公产，即使其原本来自西洋文化，也不过是西洋文化的一部分。
贺麟相信中国人有选择和创造的能力。他主张，对于西方各种理论之体与用，之全套，之源源本本，加以深刻彻底了解，而批评地创立适合民族生存时代需要之政治方案。此种方案乃基于西洋文化之透彻把握。民族精神之创进发扬，似不能谓之西化，更不能谓之全盘西化。且持数量的全盘西化之说，事实上理论上似均有困难。要想把西洋文化中一切的一切全盘都移植到中国来，要想将中国文化一切的一切都加以西洋化，事实上也不可能，恐怕也不必需。而且假如全盘西化后，中国民族失掉其民族精神，文化上中国沦为异族文化之奴隶，这当非提倡全盘西化之本意。但假如中国人有选择和创造的能力，与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文化愈益发展，民族精神愈益发扬，这不能算是西洋化中国，只能说是中国化外来的一切文化。所以贺麟根本反对被动的“西化”，而赞成主动的“化西”，所谓“化西”，即是主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但须知道这种“化西”的工作，是建筑在深刻彻底了解西洋各部门文化的整套的体用之全上面。[xlv]
贺麟提倡“化西”说，明显是针对喧嚣一时的“西化”论。“西化”论者怀疑中国人的主体选择能力，反而相信“全盘接受”和“自然淘汰”说，这确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贺麟的论说，从主体创造性的角度，给予了纠正。
十二、“创造性转化”
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是林毓生。他对这种重建方式的解释是：“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因此，“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至少有三重意境：第一，承认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地位。现代性可以容纳传统。传统和现代性是复杂的，这里完全存在数学上所说的“交集”。这看上去很容易，其实在20世纪的中国，甚至在21世纪的中国，强烈的简单的反传统情绪一直没有摆脱，妖魔化和丑化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乐此不疲的话题，从而无数次成为争论的中心和批判的焦点。自五四以来，反传统成为中国社会的神圣的经典的意识形态。似乎现代化就必然要反传统，把反传统看作实现现代化的铁律，传统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归根结底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最大祸首，从没有考虑过中国的现代化如何才能从传统中受益，如何利用传统为现代化服务。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如何？传统对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主体价值认同连续性的重要意义如何？传统对现代经济增长的价值如何？这些都是值得仔细考量的。综观世界，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而独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世纪，至今还在争论。林毓生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xlvi]一书里，从社会变迁中保持文化认同的重要性的角度，对传统在现代性中的应有地位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和充分的肯定。第二，承认现代性不是凭空产生，而是由传统转化而来。如何转化？林毓生强调“观念沟通”和“制度创新”。所谓“观念沟通”，就是对中西文化通盘了解；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在“观念沟通”的前提下结合当下中国语境进行制度的渐进性建设。林毓生认为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是追求“圣王”理想，因此重视“政治道德”建设，却不重视“政治制度”建设，在这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确实比我们高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儒家哲学在这方面要进行创造性改造。但林毓生并不同意观念改造和制度创新能够迅速完成，他批评胡适“幼稚的民族也可实行民主”是很不正确的，也批评他的老师殷海光用激烈的反传统来提倡自由主义是不可取的。他认为“自由民主”的实行需要主体努力和各种条件的配合。第三，承认人的主体自觉性和创造性。主体可以不断地转化传统，适应工业化的新形势和当下的语境。林毓生反对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硬移植”，也就是“全盘西化”，他认为从主体知识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主体理性的有限性来看，这是全然行不通的。针对对中西哲学和文化浮泛和浅薄的理解，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传统文化崩溃时，我们介绍西洋文化，往往因着一个特别需要，或者一个浅薄口号，而非系统性和通盘性的，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对西洋文化表面上是了解了，而对西方历史发展却无整体的认识，于是对西洋文化的看法便不够精微和灵活。” [xlvii]他呼吁从简单的“教科书思维”中解放出来。
林毓生强调我们这个国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