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虽然强调自由和民主，但他并不否认权威，恰恰相反，他认为一些民主已高度发展的国家，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威的失落。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真正的创造力，这又必须依靠权威的架构。一旦失去权威和传统，个人的心灵必成真空，只有盲目的跟着流行的时尚走。所以林毓生并不觉得自由和权威有什么冲突之处，“自由和权威是相辅相成的，有着很微妙的关系。”当然，林毓生所说的权威不是“强制式的权威”，而是“真正的权威”，即“让人心悦诚服的服从”。[xlix]他把“权威”和“传统”并重，意在凸显人的精神认同（包括政治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和生命与人格认同）的导向性和连续性的重要。
林毓生所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近似“以‘西学’诠释‘中学’”的儒家重建思想，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身兼任的林毓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反思。当然，无论转化的视角如何，真正要“转化”或“诠释”的重点都是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工业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儒家现代化的实践上来说，从“现代化共识”或“新儒家”形成以来就一直从事这种工作，他们运用的转化武器就是“西学”，他们的目标是儒学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通过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们艰难地接续着儒家传统。“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再三致意，目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复兴”。他们非常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希望儒家思想成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以确保现代化的可持续，而不会功亏一篑。因为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遭受现代化中断和崩溃的苦痛。[l]
结论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反抗和重建的过程，反抗与重建并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儒家生存的方式与特征。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主要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我们认为从1919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到1935前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期间，通过“西化”派与“本位”派的长期论战，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化共识”，即认为中国发展问题的要害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泥古不化”，而是“现代化”）和“新儒家”问世以前（当代“新儒家”也基本上形成于1919——1935年前后，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基本成形），儒家重建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前者尚没有完全脱离“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和盲目自大的虚骄心理，而后者开始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自觉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创造性。前三种方式（“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基本上还属于“体用论”的分析框架，偏重于“中学”思维，对“中学”与“西学”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尤其认识不到二者的本质区别，但其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小视的，它们是儒家重建的先声，对引进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后九种方式（“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基本上属于“创化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学”与“西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走出了简单生硬的“中学”VS“西学”的思维，“现代化共识”的养成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当然，采取什么样的重建方式是与中国当时的现代化情境息息相关的。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历史地看，儒家现代化的趋势是：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意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家，其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现代化语境和主体性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都驱使儒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建。“创造性转化”是儒家重建的必然选择。但是，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家的重建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家的重建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家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主体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重建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重建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建设，还需要有主体信仰认同的诉求。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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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考胡适：《中国和日本的西化》和《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前者见《美亚杂志》（1938），第2卷第5期。后者系胡适应美国历史学会之邀于1939年12月29日在美国所做的演讲。均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
[ii]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iii]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第145号。
[iv] 孙诒让：《周礼政要》卷2，光绪三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v] 梅文鼎：《堑堵测量》卷2，转引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0页。
[vi] 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杜维明自序，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vii]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5页。
[viii] 参考张汝伦编选：《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ix] 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下同。
[x] 参考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