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与生态伦理——荀卿的生态伦理思想新探(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子保持一致性的。今人多有不识此“天命”继承之奥妙,而将孔、孟天道观视为相同,将孔、荀天道观视为相异,这是欠妥的。孔子讲敬畏天命,把“畏天命”看着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而荀子亦讲:“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荀子.不苟》)意即君子与小人相反,君子从大处来讲则敬畏自然规律,从小处来讲则敬畏仁义礼节。由此可见,荀子也是讲敬畏天命(自然规律)的。我们研究荀学,如果只注重他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而忽视他的“敬天而道”思想,就会得出前面所引的批评荀子“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的错误结论来。
荀子“制用天命” 的生态伦理实践观进一步丰富了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把儒学创始人开创的“知天命”——“畏天命” 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 ——“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这样,就更具有实践意义,既维护了人类管理地球的实践主体地位,又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葆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毫无疑问,这种生态伦理观是积极的而非消极被动的,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三、“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
荀子从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出发,提出了“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体现了“制用”和“爱护”相结合的生态伦理辩证法思想。他在《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谓之圣人。”这段文字荀子是把它作为《王制》篇中的核心——“圣人之制”(亦即篇名“王制”之义)提出来的,由此可见爱护自然资源在荀子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荀子对天地万物不仅仅是“制而用之”的,他也是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和自觉地维护生态平衡的。实际上这种“谨其时禁”、“不失其时”的爱护自然资源的措施,并非仅仅是荀子的个人奇想。它的确是有历史根据的,《国语.鲁语》就记载说:“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古之训也。”《逸周书.文传解》亦记载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西周时的《伐崇令》更明确要求用兵时注意“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如不令者,死无赦。”但将这些措施作为“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来强调却是荀子的首创。后出的儒家文献《礼记.月令》和《礼记.王制》等显然是直接采用了荀子的观点(《荀子》原本有322篇,经西汉刘向校定后只传下来今本32篇,不及原本的十分之一。据今人研究,荀子的有关文献和思想被保存在《礼记》中了。)荀子遵循儒家先辈“祖述尧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传统,借“圣王”(指尧、舜、文王、武王等儒家推崇之古代帝王)的名义宣讲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我们是应当清楚的。所引这段文字生动地介绍了如何使“五谷不绝”、“鱼鳖优多”、“山林不童”的措施。荀子认为这些措施如果能认真加以实施,那么就可以确保百姓有余食、百姓有余用、百姓有余材,亦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可以不成问题了,这样也就可以体现“圣王之用”的光辉,是名副其实的“圣人”了。由此看来,所谓“圣王”、“圣人”也必须是能够爱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人。荀子这一思想通过其学生李斯影响了秦国的宰相吕不韦,被《吕氏春秋.十二纪》采用,成为秦汉之际新道家生态伦理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荀子“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还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按自然规律办事。他说:“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只要坚定不移地(“不贰”)按自然规律办事,大自然就不会危害我们,即使出现水灾、旱灾和寒暑变异的天气也不能使饥荒、瘟疫和各种灾难发生。
荀子主张“无为无强”地发展生产,反对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这还体现在其提出的一套“人妖”理论之中。他说:“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內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荀子认为“人妖”(人为的怪事)有三种,涉及到农业生产、政治和人伦礼义三个方面。其中“伤稼”(伤害庄稼)、“失岁”(农业歉收)、“田秽”(田地荒芜)、“民饥”(百姓饥饿)、“不时”(破坏农时)、“本事不理”(不抓好农业生产)等显然与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有直接关系,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有“人妖”,老百姓才会饥饿、国家才会不安宁。所以荀子一再讲天灾不可怕,人为造成的破坏才真正可怕。荀子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提出“人妖可畏”是相当有远见的,回顾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末发生的两次“大跃进”(俗称“土跃进”和“洋跃进”),干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几年就能赶美超英”的荒唐怪事,造成三年苦日子和国民经济几乎走上崩溃的边缘的可悲局面,这不正是“人妖”的可怕么?!用荀子的“人妖”理论审视当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不也可以说,所谓的“生态危机”不正是全球“人妖”太多、人为破坏严重而使得整个世界积重难返的结果么?!让全人类都记住荀子“人妖可畏”的警告,不要再对地球资源进行肆意破坏了!
荀子倡导采取“圣人之制”的措施保护自然资源,反对人为地破坏,一方面是出于其儒家仁爱的立场,另一方面是看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持资源不枯竭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荀子.荣辱》)意即节约用度、抑制奢望,注意收藏、蓄积物资,以便保持供给不中断,这对于自己从长远利益考虑,顾及日后,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么?!他批评那些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辈说:“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引文同上)这些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辈,连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大量地浪费粮食,不顾日后,结果要不了多久就陷入困境。这样一来,发生受冻挨饿、死于沟壑之事也就难以避免了。他称赞“先王之道,仁义之统”,因为他们“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 (引文同上),这些古代圣王行仁义之道统,能为天下人从大处考虑,从长远出发,顾及以后,永葆世世代代长治久安,因而能自觉保护自然资源,建功立业,让天下人敬仰。言下之意,后人不也应当积极效仿古代圣贤,保护好自然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么?!为了鼓励大家效仿圣人,成人成圣,荀子提出了“成人”和“圣人”的标准。他说:“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成人”是通过“持养”,讲究“德操”而成的,这类人既意志坚定又适应能力强,是“圣人之制”措施的有力支持者和执行者。而“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
荀子“制用天命” 的生态伦理实践观进一步丰富了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把儒学创始人开创的“知天命”——“畏天命” 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 ——“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这样,就更具有实践意义,既维护了人类管理地球的实践主体地位,又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葆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毫无疑问,这种生态伦理观是积极的而非消极被动的,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三、“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
荀子从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出发,提出了“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体现了“制用”和“爱护”相结合的生态伦理辩证法思想。他在《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谓之圣人。”这段文字荀子是把它作为《王制》篇中的核心——“圣人之制”(亦即篇名“王制”之义)提出来的,由此可见爱护自然资源在荀子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荀子对天地万物不仅仅是“制而用之”的,他也是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和自觉地维护生态平衡的。实际上这种“谨其时禁”、“不失其时”的爱护自然资源的措施,并非仅仅是荀子的个人奇想。它的确是有历史根据的,《国语.鲁语》就记载说:“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古之训也。”《逸周书.文传解》亦记载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西周时的《伐崇令》更明确要求用兵时注意“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如不令者,死无赦。”但将这些措施作为“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来强调却是荀子的首创。后出的儒家文献《礼记.月令》和《礼记.王制》等显然是直接采用了荀子的观点(《荀子》原本有322篇,经西汉刘向校定后只传下来今本32篇,不及原本的十分之一。据今人研究,荀子的有关文献和思想被保存在《礼记》中了。)荀子遵循儒家先辈“祖述尧舜,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传统,借“圣王”(指尧、舜、文王、武王等儒家推崇之古代帝王)的名义宣讲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我们是应当清楚的。所引这段文字生动地介绍了如何使“五谷不绝”、“鱼鳖优多”、“山林不童”的措施。荀子认为这些措施如果能认真加以实施,那么就可以确保百姓有余食、百姓有余用、百姓有余材,亦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可以不成问题了,这样也就可以体现“圣王之用”的光辉,是名副其实的“圣人”了。由此看来,所谓“圣王”、“圣人”也必须是能够爱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人。荀子这一思想通过其学生李斯影响了秦国的宰相吕不韦,被《吕氏春秋.十二纪》采用,成为秦汉之际新道家生态伦理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荀子“圣人之制”的生态资源爱护观还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按自然规律办事。他说:“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只要坚定不移地(“不贰”)按自然规律办事,大自然就不会危害我们,即使出现水灾、旱灾和寒暑变异的天气也不能使饥荒、瘟疫和各种灾难发生。
荀子主张“无为无强”地发展生产,反对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这还体现在其提出的一套“人妖”理论之中。他说:“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內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荀子认为“人妖”(人为的怪事)有三种,涉及到农业生产、政治和人伦礼义三个方面。其中“伤稼”(伤害庄稼)、“失岁”(农业歉收)、“田秽”(田地荒芜)、“民饥”(百姓饥饿)、“不时”(破坏农时)、“本事不理”(不抓好农业生产)等显然与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有直接关系,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有“人妖”,老百姓才会饥饿、国家才会不安宁。所以荀子一再讲天灾不可怕,人为造成的破坏才真正可怕。荀子在两千二百多年前提出“人妖可畏”是相当有远见的,回顾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末发生的两次“大跃进”(俗称“土跃进”和“洋跃进”),干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几年就能赶美超英”的荒唐怪事,造成三年苦日子和国民经济几乎走上崩溃的边缘的可悲局面,这不正是“人妖”的可怕么?!用荀子的“人妖”理论审视当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不也可以说,所谓的“生态危机”不正是全球“人妖”太多、人为破坏严重而使得整个世界积重难返的结果么?!让全人类都记住荀子“人妖可畏”的警告,不要再对地球资源进行肆意破坏了!
荀子倡导采取“圣人之制”的措施保护自然资源,反对人为地破坏,一方面是出于其儒家仁爱的立场,另一方面是看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持资源不枯竭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荀子.荣辱》)意即节约用度、抑制奢望,注意收藏、蓄积物资,以便保持供给不中断,这对于自己从长远利益考虑,顾及日后,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么?!他批评那些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辈说:“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引文同上)这些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辈,连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大量地浪费粮食,不顾日后,结果要不了多久就陷入困境。这样一来,发生受冻挨饿、死于沟壑之事也就难以避免了。他称赞“先王之道,仁义之统”,因为他们“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 (引文同上),这些古代圣王行仁义之道统,能为天下人从大处考虑,从长远出发,顾及以后,永葆世世代代长治久安,因而能自觉保护自然资源,建功立业,让天下人敬仰。言下之意,后人不也应当积极效仿古代圣贤,保护好自然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么?!为了鼓励大家效仿圣人,成人成圣,荀子提出了“成人”和“圣人”的标准。他说:“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成人”是通过“持养”,讲究“德操”而成的,这类人既意志坚定又适应能力强,是“圣人之制”措施的有力支持者和执行者。而“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