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售乎？习者外则以不取利为学，内则实教


其取利，此乃反教其为诈者也。……商人无利欲，终所未闻也。'答：'非诈也。请详听非诈之由。有仕君者，不受俸禄而为仕者乎？'曰：'断无此事！孔孟尚言不受禄为非礼，是乃因受道而受，此者，不可谓之欲心。'答：'卖货得利，商人之道也。未闻以本金出售而称之为道者。……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商人当思正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此味无学问之力而不可知也。然商人却常嫌学问无用，当如之何？……凡鬻货曰商，如此则当知卖货之中有禄。故而，商人将左之物过手于右，亦为直取其利，非曲取也。……商人由直取利而立，直取利者，商人之正直也。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也。'……"以上出自《都鄙问答》卷之二，这段重要材料不仅阐释了梅岩关于其学问与儒学的联系，且记述其有关商人之道及学问的论点，针对"商人每每做欺诈得利之事，那么决难成就学问"的质疑，提出应当教导商人求学，以正直取利，此即"道"。正如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梅岩既肯定"不取利非商人之道"，将商人取利与武士得俸禄置于同样天经地义的地位；同时又要求按照"正直"的伦理标准取利，不该取不义之财或采用"曲取"的方式。他还举孔门子贡经商并非无道之例，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合于圣人之道。"正直"是他的重要概念，是其经济伦理的核心。"以义取利"就是他所谓的"商人之正直"。要实现这样的"正直"，不仅在取利方式上，而且在利润率上，都要"合理"。这个"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还有市场规律的内涵。来看以下问答──"曰：'本金若干其利几多，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以高价出售？'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
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工商，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　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无道，厌恶商人而与之断绝哉！何以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渡世艰难？且首要恪守俭约，……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事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言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都鄙问答》卷之二）。
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时价行情"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即有市场规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彼"失常，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对市场调节物价的功能有所认识。梅岩强调不应"取二重之利"，他列举卖织物、售粮食、雇染匠、营贷款的人们，违背商人之道而取二重之利的行为，认为这就是"非"，就是"不义"，必须杜绝，否则要断子绝孙。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分析"商人多不闻道，故有此类事"，是"不知天罚者"，要教之以"五常五伦之道"，可见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倾向即脱胎于儒学。


梅岩对于市场的功用和商业的价值都予以了阐释，并从社会结构功能来阐释"四民"存在的理由，将町人作为"市井之臣"陈述其职责。此前也有人从"通有无"的角度肯定商业的作用，但对商人的鄙视并未改变；而梅岩认为士农工商的"职分"，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各行业都有权取得应得之利，犹如武士从君主那里得到俸禄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士"在梅岩看来依然是尊贵的，是"世人之镜"，要求其他行业者效法。各种职业的人都要"精勉其业"，恪守其"道"，抑制"欲心"。梅岩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要求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改变了"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观念，这样的变化，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自唐宋以来主张"四民"并存、反对"抑末"的思想变迁颇为相似。"重本抑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商鞅"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韩非"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韩非子·五蠹》）发展到唐代崔融"不欲扰其末"（《全唐文》卷219）、白居易"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 "（《白香山集·礼部试策第一道》）以及宋人"与商贾共利"、"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农末皆利"、"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直至（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等（《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集》卷16、《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 1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再到明代黄宗羲的（工商）"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经济观的确发生着与商品经济兴盛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宋代与德川时代都呈现突出的时代特征，成为中日两国进入近世社会的共有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和比较研究（参见拙作：《富国富民论》第152─198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研究与现代》）。
"正直"之外，"俭约"同样是梅岩经济思想的重要概念。《齐家论》（即《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也是将修、齐、治、平之说与其经济合理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在《齐家论》中说："吾之立志，尽数年之心血，于圣贤之意，似有所得。知此心时，不言生死，亦远离名利。……吾之所愿者，一人亦能知五伦之教。若为事君者，当以克己奉公不辞劳苦勤勉其职为先，所得之事为后，以尽其志。……吾无学，'四书五经'犹标假名来读，然所幸者至今来来往往之听众不断。"他论俭约"子曰：礼，与其奢，宁俭。……首先不忘俭约，则颇为可嘉。""俭约，乃学者之常事。……若知身份之相应，俭约为常也。""凡贵者贵、贱者贱，若为町家，则呼以町家相应之名，呼相应之名，则正直也。"农人当依农人之"等"，町人须循町人之"等"，要求"不逾等"，否则"过分，皆奢也"。上述均出自《齐家论》上篇，与孔孟学说可谓一脉相承。孔子讲："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梅岩强调俭约时注重与职业身份相应，要求各行业名正言顺地"不逾等"。《语录》卷十记载其语："吾亦不越贵贱上下之品"，"不越贵贱尊卑之品，有财宝而守法，实则俭约也。"他不否定等级制，其经济思想中带有社会等级性，而等级制的分配与消费是封建制度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