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特征。
将"俭约"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的发展，《齐家论》下篇中有明晰的论述。"凡学问以知本末为必要。治国者，节用爱民。用财宝行俭约，此中爱人之理备矣。……齐家治国，俭约为本，此事明矣。"他专作《俭约序》"治世之道，俭约为本。盖云节俭事，世人多误为吝啬，非如此也。俭约乃节用财宝，应我之分，无过与不及，舍物费之谓也。因时合法，用之事成，天下治理，安稳太平。……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行无任何不自由之仁政，为君谨敬，各衙司位，勤于职守，日夜不怠，是为治世也。……为下之人，无道放逸，犯上无礼，不知己分，实痛心可悲之事也。如斯之辈，难逃天罚。今实当感悟，思沐奉国恩而悔前非。"梅岩在论俭约的同时，仍然屡屡强调"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职业的分工是"天命"，"不知己分"就有可能"难逃天罚"。《都鄙问答》卷之一有"合天命乃得福"之说；《语录·补遗》记述他要求"安天命"，明确说："为商人者，乃天命之所为"。他将职业与"天命"相联系，赋予勤勉和俭约以宗教意义，有类似于"新教伦理"的涵义，蕴含韦伯提出的建立在"天职"观念上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价值。 R. N. Bellah在《日本现代化与宗教伦理》"结论"中指出，宗教在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合理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强调勤勉与俭约的世俗内禁欲主义伦理被强化。他认为梅岩有很强的宗教性动机，与西欧新教伦理相似。指出："日本的宗教，强调勤勉与节约，要求对神圣者履行义务，对邪恶的冲动或欲望秉持自我净化，由此赋予勤勉和节约以宗教性意义。这样的伦理，对经济的合理化极有利，它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研究的主要点，我们应当说在日本也同样有利。"（日译本，第218页）。


"俭约"被梅岩置于"道"的高度，视为士农工商的共通之理，并带有宗教伦理的色彩：
"或言，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　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齐家论》下）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啬。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三、"石门心学"经济思想之分析
"石门心学"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但其不是兴起于江户而是京都并非偶然。江户商人与幕府及奢侈商业联系紧密，京都、大阪则不然，京都是手工业大都市，大阪是商业贸易中心，商业发展的自由度与商人精神的活跃性与江户商人都有差别，比较适应心学的产生。石田梅岩个人的素质、经历、学识、热情等等，为心学的创始提供了条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与思想演进，为心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兴町人阶级在理论与学问上的要求，构成心学问世的特有需要；需要与可能催发了"石门心学"的产生。
心学是德川时代对于一般大众的道德产生最大影响者之一。在直到19世纪前期长达百年的时期中，日本全国大多都有心学讲舍，到1830年为止共有134个，此后还有发展， 总共约有180个，听讲者主要是市民阶级，也有农民和武士。心学不仅通过公开讲释， 也通过说教和大量印制流传的小册子来扩展影响。许多商家店铺写有"家训"、"店则"等等，其中许多内容与心学的宗旨有关，这也可以证实心学的普及及其对商品经济与商业伦理的影响。心学在梅岩死后并未夭折，还有较大的发展。其弟子中有成就者：手岛堵庵、中泽道二、中村德水等，尤以手岛庵堵发展心学影响最大。直到明治维新，作为运动的心学才逐渐衰弱。
心学基本上是都市运动，而都市容易受到西欧化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因此其对现代化的影响值得研究。有学者提出：心学"对明治维新而言，在民众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上是重要的。但是，通过商人阶级的运动，心学并未为商人求得直接的政治权利，而接受武士为政治的指导者，使商人在经济领域中与武士的角色同化。"（《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日译本，第250页）石田梅岩的思想深受孟子之学尤其是宋学（新儒学）的影响， 与中国经济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却又有不同，是日本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例如，传统时代的中国始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人思想家"，也很少工商业者记载的思想文献；中国的商品经济再发达，也有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相互补的一面；中国的工商业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民营经济发展有限；中国的经济伦理更多的是具有社会性而非宗教性；如此等等，都与日本的情形不大相同。R.N.Bellah认为中日两国宗教伦理的不同主要是──"第一、在中国，这样的宗教传统几乎是有文化的地方绅士出身的官僚阶级的专有物。即使在此阶级内，除了极小范围的知识分子外，此宗教传统恐怕也未必得到认真修习。然而，日本心学使这一宗教传统适应商人阶级的需要，从而广为传布。限于拙识，稍能与此相比的发展中国是没有的。宗教伦理对于经济影响的可能性，由于这一伦理是得到商人阶级的广泛支持，或是得到知识分子小集团的支持，两者明显大不相同。第二，于是我想到更为基本的东西，是孟子的传统中驱使人依据某种宗教行为来行动的伦理，其现实的内容几乎作为被赋予的东西，因而被认为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宗教的架构。但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视为被赋予的东西与日本的未必相同。两者之间可能有用语或概念的重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在强调点甚至基本的价值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异。一言以蔽之，日本的伦理价值，受到宗教性动机的强化，与中国的伦理价值同样受到宗教性强化，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更具独特性论断，在于他认为梅岩"决非典型的町人。首先，他不是出身于町人而是农民，因此，其人格形成时期是在农村。第二，他在町人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中年时才稍有不同。他即使希望如此，但也未能作为典型的町人而取得成功，而他不希望如此的证据却是很丰富的。他当学徒的时光，用心于学习和自我修养；他致力的工作是在其终生的事业以外。最后，他生涯的最后年代，几乎没有典型的町人职业，而是作独立的教师。其所教是与町人的伦理紧密相关的，但不仅仅是无意识地反映町人的伦理。"（《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日译本，第225、210页）他认为将梅岩视为封建主义之敌、视为对市民阶级政治自由的拥护者的意见，完全无事实根据。


石田梅岩确实很少有批评幕府的言行，他多次强调统治是武士阶级的义务和责任，尊崇武士，以之为其他行业效法之"镜"，将武士的伦理作为町人伦理的楷模。他对天皇心怀敬畏，对贵族也很崇敬，尤其在他的经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