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层面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经济理性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合理的资本计算和经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韦伯看来，在东方，商业组织只是家族内部的事情，故无计算的必要，然而西方商业组织的发展，非家族成员的商业组织成为普遍的现象，随着贸易额度的扩大，商业由集体经营之后，各种计算就必须以正确的复式簿记来整理，以精细计算非家族商业组织成员的利润。同时，由于市场的自由化发展，依靠资本计算形式的货币计算成为企业经营的必要条件。最后，出现企业和家计的分离，使合理的资本计算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形成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以准确而又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三)组织制度层面的合理性

　　科层制是组织制度合理化的最突出体现，在韦伯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体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体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1]‘‘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5

　　二、韦伯的现代性及其非合理性

　　韦伯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分析时，曾使用过“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等概念。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在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时，韦伯又常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关于合理性和非合理性，韦伯认为，概念本身具有相对性，只有在人们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则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韦伯在《作者序言》这篇文章中认为，“问题的中心是在西方文化固有的特殊之合理主义，而合理主义这个名词是具有许多不同的含义的。例如，宗教冥想之‘合理性’，就是说，从其它生活方面看极‘不合理’的行为也有‘合理性’，正如经济、科学工作、教育、战争、司法以及行政等之有合理化一样。进一步来说，以上各个不同的领域均可以在极不同的终极观点与目标下加以合理化，并且从一个方面看是合理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可能是不合理的”。L6

　　根据韦伯的观点，形式(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从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出发，价值或实质合理性行为是非理性的；反之，从价值或实质合理性的观点看，纯粹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又是实质上非理性的。韦伯说，理性化是“这样的知识和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这表明，技术与计算就是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运用，这样，也就是形式是理性的而实质是非理性的。因此，根据韦伯对理性化的看法，作为过程的现代性的理性化实际上是形式(工具)合理性的扩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