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冲突以及形式合理性压倒实质合理性，占据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所以，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或者说西方近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形式合理化”而“实质不合理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反之，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则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和“形式的非理性”oET]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合理性比实质合理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韦伯看来，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理性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这种现代性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而那些终极的价值包括自由和意义。所以，现代性最终导致的后果是人类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之所以说“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根源是理性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第一，工具理性推崇与价值基础枯竭。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中，新教伦理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观”引导和约束着人们的行动过程，人们的行动也趋于理性化，但是人们的理性行动是靠新教这种宗教信仰整合在一起的，是有一定的价值基础的，当以新教伦理为价值基础的目的理性被以效率最大化的工具理性占领时，理性行为的价值基础就会丧失，对每个行动者的个人来说就是生活意义的丧失。

　　第二，组织制度效率化和个人自由限制。从自由的角度来看，科层化的组织制度在算计和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方面是符合理性和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对于经济组织来说，它是按照严格核算、有效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而对行政组织来讲，工作由通过专业训练的个人承担，个人都是按照职位的要求来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个人的生活背景、兴趣爱好、宗教信仰等个人系统之内的东西与工作无关，这样实际上形成和存在两个自主的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是按照目的理性来运行的，但是为了维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和效率，个人要受制于系统。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系统的理性是科层化，行动的理性化是人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按照相互理解的要求做出的行动。这样，个体理性行动和系统理性行动不存在依赖关系，而系统的入侵导致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按照韦伯的分析，在高度理性和科层化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中，人们的行动是完全按照系统的要求来发生的，是按照职位的要求来发生的，人只不过是经济或行政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人已经完全被物化、非人格化了，人只能按照职位的要求来行动，没有任何自主性和自由。

　　三、对韦伯现代性的评价及其意义

　　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果，马克思提出“异化论”，韦伯得出“非人格化”，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三位大思想家可谓“殊途同归”。当了解了韦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合理性和在发展中的非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韦伯既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乐观主义者。[8他既肯定理性的普遍性、进步性，也不否认理性发展要以人类终极价值和自由为代价。这实质上给现代性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让人们意识到，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将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而这些也是现代性本身很难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就现代性所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批判，反对现代性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强调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

　　韦伯提出了现代性的非合理性，却没有给我们提出应对这些非合理性的方法。即便如此，韦伯对“合理性”和现代性发展中的非合理性的阐述仍然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欧，并在对神学的“祛魅”中发展，但是理性却是现代性的内核，在经济上的算计和组织制度上科层制的高效率确实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这一点来看，现代性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等国家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速度、时间和效率的不同而已，这将有利于破除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

　　另一方面，通过对韦伯现代性中非合理性因素及其后果的阐释，让我们对现代化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明晰的认识，感悟到现代性不是一幅完美的画卷，摆在我国社会发展面前的也不是光明的坦途。这要求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时刻有承受现代化消极层面的思想准备，并依据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提出应对的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