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翻译中的精英文学

　　《现代汉语词典》对精英一词的解释如下：事物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按照上述定义，曹雪芹是古文学精英、曾国藩是文化精英、孙中山是民族精英、鲁迅是思想精英、李嘉诚是财富精英、徐悲鸿是艺术精英、袁隆平是科技精英。可见，精英的特征是：真实没掺水分的、卓有建树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振聋发聩的、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众望所归的，精英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结果。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从最直观的含义上讲，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物以稀为贵”，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大众文化是粗俗的艺术，也有的认为正好相反，凡此种种。

　　综观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文学的问题上，很多翻译家认为，翻译文学就是精英文学。大多数翻译家着眼于异国的经典作品，以达到其“以高尚的道德教育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的目的。中国历来重视“文治教化”，通过经典作品起到改良教化民众，巩固或颠覆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翻译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精英人士。

　　由于社会体制的作用使得生产资料的分配很不平衡，社会上的大部分生产资料被统治阶级所占有，所导致结果是我们的话语权被精英所控制，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它的声音很大，它掌握话语权。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它在中国社会占有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无论是近代中国的生存、民族的强大，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离不开精英文化的知识支撑、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

　　早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与推广正是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而鼎立为之，中国唐朝政府出资建立规模宏大的译场，支持协助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大批传教士与中国人士共同翻译的各类著作都是给当时的封建士大夫看的，其中传教士之一利玛窦更是翻译杰出人才，他脱下西服，换上儒装，走上层路线就是为了更好的接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士大夫。后汉书云：“里有魁，人有什伍。是魁主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长伍家。以相检察。由此可知，“什”乃官名，即“士也，为十家之长。《说文》训士：“士者，事也。而他千方百计采用的同化顺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疑也要合乎他们的口味。

　　近代翻译史上，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旧的价值观念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地建立起来，因而多重的价值观念相叠加。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精英文化有其固有的坚守者。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大众文化也有其为数众多的享用者。伟大的翻译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林纾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等开始把目光投向劳动阶级，无不是想通过自己的译作唤起民众救亡之心，而更重要的是唤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之心。由此，普通大众才有机会接触异国文化，从而出现了翻译史上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存的狂欢现象。